东学西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抉隐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交往的主流。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亦影响着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呈现出“东学西渐”、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鉴的局面。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邹进文围绕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如何与西方经济思想交互，以及如何以全球视角观照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演变：由农耕文明转向工商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经济思想领域也开始受西方影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演变？
邹进文：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经济思想，即农耕文明的经济思想和工商文明的经济思想。农耕文明时代的经济形态是简单的循环再生产，当时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具有鲜明的经济伦理取向，从属于国家政治需要。因此，农耕文明时代没有职业经济学家，没有专门的经济学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经济理论。
重商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经济知识第一次由片段的、不系统的知识转向完整的、系统的知识的始步，为西方走出中世纪、转向现代工商业文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为市场机制在工商业文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是工商经济思想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华文明是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典型代表，立足于农耕实践形态的经济思想，不仅成为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源，而且对西方经济思想特别是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不断东来，最终引发东西两种文明激烈冲突。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冲突中无可挽回地败下阵来，蹒跚踏上吸纳西方工商文明优秀成果、向工商业文明艰难转型的道路。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流路向发生逆向转移——由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西学东渐”中实现了由农耕经济思想文明转向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具体来看，中国在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向工商经济思想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国际因素影响？
邹进文：鸦片战争后，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亦由原来的独立发展卷入全球化之中。国际因素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影响，大体可从两方面加以观照：一是西方人主动作为，影响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二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新教传教士就抱着宗教与世俗的双重目的，通过开办报刊杂志和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向中国推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试图改良传教环境、改善西方在华贸易环境。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政要与知识精英依托不平等条约，也通过各种方式干预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外籍人士对于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参与。
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亦受到留学国经济思想的强烈影响。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最初主要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1873年，京师同文馆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富国策》讲义，就是以英国人福西特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为蓝本，该课程从框架体系、制度原则、概念术语乃至思想观念等各方面，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移植到中国，从而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1902年，留学英国的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名《原富》），更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译介到中国。
随着20世纪初留日热潮的出现，译自日文的理论经济学著作增多。清末留学生在日期间，日本经济思想的主流是推崇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引进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因此，清末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转向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话语体系。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高端留学生开始向美国集中。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主张推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这一政策也影响着近代中国经济学留美学生的价值取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生成及其与世界经济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
邹进文：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具有强制性变迁的特点，是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强制输入的结果。因此，在中国经济思想由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的演进中，在中国近代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动中，“西学东渐”是主流。但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并不是单向度的，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呈现出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鉴的局面。
开创：登上国际经济学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中，我们除了学习、传播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形成了哪些全新的学术构建和成果？其中有哪些关键人物发挥了作用？
邹进文：中国近代经济学的“西学东渐”，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东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东渐”。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进行了全新的思想构建，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中国近代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贡献方面。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西方经济理论界一直是研究的空白。
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学生张培刚、王念祖、辛膺、丁忱和吴元黎等的博士论文，都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论文选题，这些博士论文是发展经济学奠基时代的开创性著作。留学生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群雄并起，是中国经济学家登上国际经济学舞台的标志性成就。中国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原产地之一，它具备最早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独特历史条件。首先，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国经济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仅国内建立了仿效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派出大批到欧美的高端经济学留学生，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他们不断将世界最新的经济理论输入国内，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供先进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其次，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与东亚的日本同时起步，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是领先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和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艰难性、复杂性是世界各国所仅见的，这也为中国经济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思想动力和最好的现实经济条件。
在世界近代历史舞台上，中国是出场很晚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相当晚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革命学说时，古老闭塞的中国刚刚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强行纳入近代全球化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72年后，中国才有陈望道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1867年）出版71年后，中国才有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若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传入中国后传播范围之广泛深入、信仰之坚定、运用之成功、发展成就之巨大来看，却又是后来居上，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不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入中国以前，在其整个学说体系中，发展比较成熟的是狭义政治经济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根据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了科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理论和主张。对于前资本主义诸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只作了理论上的开创和奠基工作；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有所论及，但远未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
中国近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以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上述经济理论贡献，初步构建起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互鉴：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西互鉴”中，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
邹进文：中国近代经济学人在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除了全方位传播西方经济学外，还积极吸纳西方经济思想文明成就，取得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学术成果，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开拓，但通过以下事例可以略见一斑。
一是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对美国现代农业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正如钱存训先生在《美国对亚洲研究的启蒙》一文所披露的：“我们这代人所亲身经历，完全经由学术途径传播的最有利而重要的实例，就是美国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所谓的‘平粜’制度，那就是在丰收的年头由政府向农民收购米谷储藏，到歉收时期便以平价抛售给平民。这项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最早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在其1911年的博士论文中加以讨论。1918年，华勒斯（Henry Wallace）先生主编一份周报，这篇研究论文正巧落在他手里，自此他对这一项中国古代制度极为赞赏。当华勒斯于1933年出任农业部部长时，这个中国的理想终于为美国所采纳。他运用此经济理论以控制不断增加的小麦及其他剩余农产品，当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堆积，形成了1929年不景气的重要原因。1933年第一次颁布的农业调节法案，乃是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粜法’这个中国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案例。”由此可见，在世界现代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斯福新政与《孔门理财学》也有直接关系，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
二是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对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完成其汉学名著《儒教与道教》前，搜集到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经济学博士魏文彬191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问题》，并在仔细研究后将有关内容充实到自己著作中有关货币的部分。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周毅卿1909年获得博士学位，韦伯更是充分吸收其博士论文《中国宁波的商业形态》中的研究成果，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以宁波为个案论述中国古代的行会组织。《儒教与道教》一书最初于1916年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第41册第5卷，后经补充修改，收入《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第1卷，1920年在德国图宾根出版。修改版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在论及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时，引述了1920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刘文显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田产的优点与经营》中相关研究成果。此外，韦伯还将哥伦比亚大学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列为主要参考文献。
三是杨汝梅的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对西方的影响。无形资产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广受关注。从世界范围看，无形资产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有关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仍然处于不成熟阶段，特别是对于无形资产的本质及其会计处理没有深入研究。留学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杨汝梅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全面系统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该书是世界上无形资产理论的划时代著作，引起西方学术界广泛关注，当时世界上一流学者纷纷撰文，高度评价该书的学术贡献。1922年，美国会计学会会长派登主编出版的《会计师手册》在美国享有盛誉。1933年，《会计师手册》出版第二版时，有关无形资产方面的内容几乎全面接受了杨汝梅博士论文的观点。
四是林霖对西方货币理论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西方货币理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以前的货币理论更多地讨论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把货币价值的稳定作为主要研究方向。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以后，货币成为逆风向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货币价值论转向货币经济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货币这一根本性问题，只有明确货币概念才有可能统计货币数量。在这方面，当时美国权威经济学家包括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费雪（Fisher）都认为只有活期存款是货币。当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也按照现金加活期存款统计货币供给量，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宏观经济政策。1937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时任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林霖，在《美国经济评论》第27卷第1期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开创性地论证了定期存款也是货币的观点，颠覆了当时西方货币理论界颇有影响的“货币=现金+活期存款”的公式。“定期存款也是货币”后来成为货币经济学的定论。作为这一观点的最早论述者，林霖为世界货币思想发展作出了独创性贡献。
贡献：重塑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视野下，如何定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历史方位？考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思想的贡献，有何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邹进文：受西方经济思想影响，中国经济思想改变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基于社会内部自然演进的趋势，开始成为世界经济思想的一部分。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中西经济思想的互动，扩大研究视野，挖掘浩如烟海的外文资料，特别是中国经济学人出版的外文经济思想文献及西方学者对这些文献的评述。
从全球视野考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可以扩大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乃至重塑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以往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几乎没有从中国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与政策影响的角度进行考察，许多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学术贡献，没有纳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经济思想与国际经济思想的文明互鉴，也没有引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的重视。
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华文明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将伟大的四大发明贡献给全人类，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思想方面也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即使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中国经济思想对于世界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中华文明包括经济思想文明必将为世界文明和世界经济思想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