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研究迈向新阶段

近年来，学界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文字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进一步释疑解难奠定了坚实基础。3月25—26日，“吐鲁番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与会学者从文献学、考古学、区域社会史、语言文字学、经济学等不同视角切入，总结并探讨了吐鲁番出土文献在诸多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价值。

文献整理画上阶段性句号

吐鲁番盆地位于新疆天山东部南坡，以干旱少雨高温闻名，其自然环境有利于文书保存。1959—1975年，新疆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吐鲁番文物保管所在吐鲁番进行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了晋至唐墓葬近400座，出土大批文书。1975年末，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组建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负责。他们对上万片文书残纸进行拆揭、缀合、录文、标点、断代、定名，汇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包含10卷本简装版和4卷本精装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把新中国成立后13次吐鲁番考古发掘的文书成果汇集整理，给学术界带来新的资料，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主动权从此回到中国学界手中。

2008年前后，新疆博物馆清理库房发现，当年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时有些文书被遗漏了。考虑再三，他们决定邀请熟悉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经验丰富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雷进行整理，其著作《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于2022年4月出版。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带领编者们一直致力于搜集、整理散落各地的吐鲁番出土文献，将其汇为一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终于在2021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表示，编者们花大力气搜集散布于世界各国的吐鲁番出土文献，片纸必收，尽力做到没有遗漏，让无缘各处搜寻相关资料的学者能一编在手、总览全部，省却大量精力。这为世界范围内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刊布画了一个阶段性句号。

多学科协同深化基础研究

2017年以来，武汉大学、故宫博物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4家单位合作，依据新拍摄的吐鲁番文书彩色照片，参考中外学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再整理与研究，在文书的重新缀合、录文、标点、断代、定名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和重要进展。

研读吐鲁番出土文书时，每遇到疑难便会查阅相关字典辞书，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小艳总是感到受益良多，但是她也对个别字词的理解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张小艳结合辞例，从形、音、义入手，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一些前人不易理解或易致误解、歧解的字词作了较为详细的考释。

在语言学界，吐鲁番出土文献是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根据考证与研究，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所长王启涛发现，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史价值至少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四个方面。他阐释说，语音方面，由于受到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影响，其语音系统有走向简化的趋势。词汇方面，出现了不少新的词语、术语和套语。语法方面，出现了不少新的语法现象，比如大量的量词和前后缀产生。文字方面，产生了大量的高昌区域用字和区域用法。未来，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相结合，开展协同研究显得非常重要。

深入挖掘文书史料价值

西汉敦煌郡阳关是西汉经敦煌与西域通使、通商等交流交往的一扇大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表示，敦煌阳关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的关塞，西汉经敦煌郡往来西域间的使节和西域诸国客使、行商都是经过阳关塞出入的，西汉遣送到西域的戍卒和弛刑士也是经由阳关塞出入的，而阳关塞外的白龙堆道是往来使节、客使必经的道路，西汉与西域乌孙国通婚的使节和公主也是经由阳关往返的。因此，阳关是为了同西域诸国通使通商的需要而设置的关隘，因其功能和性质将其称为阳关。

丝绸之路上长安与西域的交流研究，已有较多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徐畅介绍，吐鲁番文书为研究唐统治下的沙州、西州地方的庶民日常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检读其中的名籍、过所、告身等断简残篇中，竟然也可寻索到来自长安所在京畿区域普通民众的活动踪迹。他们因无地逃亡、谋生计、经商、戍边、征镇、奉佛求法等各种原因，暂别乡里，西行数千里，经行丝绸之路，远至西域。利用吐鲁番文书勾勒京畿民众在西北定居农耕之外的生活，尤其是离开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参与社会流动的画面，是唐代开放性和流动性的一个侧影。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方术之路。法藏敦煌文献《康遵批命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中古时代运用西方星学进行星命占验的实录。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余欣认为，人类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渴望与探求，使星命之学超越了宗教、地理、种族与文化的障碍，在整个欧亚大陆广为流传，横亘数万里，绵延几千年。中古星命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精神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人们从文明互动角度研究民生宗教提供了新路径。

结合治理实践研究官文书

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十易寒暑，成功复原出近1800件较为完整的官私文书，使埋藏地下的千年古冢遗文公之于世，为中外学人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根据初步调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发现，吐鲁番所出唐代官文书中，除告身、公验、过所、市券等属个人所有外，其余多属各级官府文案，有严格的文案处理程式。他表示，探讨唐代公文格式与文案处理程序，不仅对于研究行政运作、制度变迁、信息沟通与传达、中央与地方及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等问题极具学术意义，而且还可以为文书的再整理与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随着国家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演进，官文书的类型也随之变化发展，但有些公文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延续性。在法藏敦煌文书《唐开元公式令》残卷中，幸运保留了移式（前残）、关式、牒式、符式、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后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雷闻表示，目前，建立在吐鲁番文书研究基础上的唐代官文书研究，已基本弄清了唐代日常行用大多数文书的基本样貌与适用范围。唐代官文书研究，也得益于一些新的研究观念的推动。在具体文书形态与处理环节研究的基础上，将其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变迁、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统治与基层治理等联系起来，是唐代官文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吐鲁番文献大部分属于中古时期手抄的写本，有少量印本和拓本。受写本学、文书学等相关研究的启发，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毛秋瑾认为，可以从写本的物质性来探讨不同纸张和书写效果的关系，从写本的内容和所使用的书体探讨二者间的关系，从写本的性质探讨书写者的身份及其书法的风格特征。毛秋瑾希望在观摩实物、了解写本质地的基础上，对书写者的身份及风格进行对比研究。

在荣新江看来，未来的吐鲁番文书研究，吐鲁番的地域社会史、胡汉文书反映的民族关系、丝绸之路城镇及相互间的关联性等领域问题值得特别关注。这些领域研究的推进，不仅能推动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发展，也可以促进中国历史、中外关系史、西域史研究的深化。

责任编辑：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