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5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
最重大的考古研究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王巍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请问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开始关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等问题？
王巍：“禹传子、家天下。”距今约4000年前建立的夏王朝，是中华文明的肇始。在此之前，中华文明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这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中华历史发展进程。1987年，我受单位派遣赴日本进修。留学期间我却发现，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几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文明只有约3300年的历史。这让我感到非常惊愕。当时，国际上普遍将冶金术、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确实在殷墟时期才符合该三要素文明标准。这一情况，当时对我触动很大。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究竟只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中华文明难道真的只能从商朝算起吗？我们的上下五千年文明究竟有何依据？带着这些疑问，我最想做的，就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2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走过20年。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主要围绕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哪些重大问题展开？
王巍：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2004年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应该说是中国考古学界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
20年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支持下，在参加工程的近400位学者共同努力下，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确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这一事实，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纳成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何时”，即中华文明是何时起源形成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如何”，中华文明如何产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为何”，中华文明为何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某一区域文明为何衰落？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特别关注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与域外文明的交流等问题。通过文明的比较研究，推动中国考古“走出去”，在世界更广阔的范围内，探讨中华文明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何关系？
王巍：1996年开始，科技部实施的“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该工程的主要承担单位。当时作为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我有幸直接参加断代工程，负责指挥我们研究室各个考古队配合工程开展工作。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加速了学界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步伐。2000年，断代工程结束后，我和其他参加工程的学者希望在国家支持下，继续开展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涉及的学科及参与学者的广泛度、研究的难度，都比断代工程复杂得多。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真实可信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过20年的探源研究，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依据有哪些？
王巍：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三要素”——冶金术、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但这一判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物质、精神和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因素，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文明“三要素”桎梏。研究团队根据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些特征反映在考古遗存上则体现为，超大型都邑、宫殿、大墓以及反映贵族尊贵身份礼器的出现等。
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中心性遗址之一。通过20年来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修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还发现了防止水患、总长度达十几公里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发现揭示出，良渚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王权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选理由就是它展示了一个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明显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形态。这标志着，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以及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
此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约5100—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在距今约5500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交流密切，并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及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
距今约4500年前，通过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先进文化因素传入我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
距今约4300—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基础上，其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王朝建立后，它又以自己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辐射，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贡献，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在起源、发展中形成了哪些鲜明特色？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王巍：中华文明延绵至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简单概括，主要有以农为本，历史悠久；土生土长，自成体系；多元起源，互动交流；祖先崇拜，形成了宗法制度；汇聚辐射，百川归海；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等。比如，在陶寺尧舜时期，周围很多先进的因素向中央汇聚，形成了一个百川归海的态势。在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从西亚传入我国境内的同时，原产于我国的粟、黍栽培，也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地区。因此，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能够不断丰富的一个重要基础。
通过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基础。根据考古发现，世界上几大农作物中的粟、黍、稻、大豆都是中国原产。浙江上山遗址出土了大约1万年前的栽培水稻，引发世界关注。同一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最早出现了陶器，这是中华先民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这些重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过程中，除传统的发掘方式外，还采用了哪些新方法、新手段？
王巍：多学科联合攻关，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显著特点。大概有包括遥感、天文、地质、生物遗传、古DNA研究等20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参与其中。可以说，几乎主要的自然科学大学科都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开创了多学科相结合，研究重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问题的先例。
从事科技考古的学者深入发掘现场，亲自取样，对这些标本存在的地层和遗迹情况进行观察，以便对这些标本的时代和背景信息做出准确判断。为真正做到多学科有机结合，我们实行了课题双组长制，每个课题由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从事相关学科的学者担任组长，随时磋商研究中的多学科问题。同时，由各个课题组组长组成工程执行专家组，共同商讨工程技术路线，及时解决工程实施过程出现的各种学术问题。
进一步拓展探源工程研究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完成了四个阶段的探索研究，每一个阶段的任务是什么？正在开展的第五阶段有何规划？
王巍：2004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研究的时空范围，确定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这是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到商代初年，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形成、初步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设置的重点研究课题包括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文明形态研究等。2006年，第二阶段研究的时间范围确定在约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地理范围扩展到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时段，我们将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坛冢庙和安徽凌家滩等资料纳入研究范围。此后至第四阶段，时间范围都是保持了这一阶段设定的年代范围，研究沿袭了工程前几个阶段的内容，并对课题研究与文明演进关系探讨提出了更高要求。
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将继续以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方针，选择重点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和考古勘探。依据各种自然规律，采用多种技术手段，研究这些遗址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和展示的中华历史图景。同时，将深入阐释研究成果，开展世界文明比较研究，更好地揭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下一步的研究和探索重点是什么？
王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探源工程的时空范围。在时间维度上，我们还想向前再探3000年，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即距今约8000年左右，中国农业的初步发展、精神文化和社会变化等面貌。关于夏代的历史问题也将是研究重点。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而对于夏始初年考古发现——河南王城岗遗址和新砦遗址的整体发掘、都城面貌及其内涵等，尚待继续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将为我们揭示出越来越清晰而真实的中国。
在空间维度上，我们打算把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地区的遗址都纳入探源工程中，研究这些区域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原因、背景和过程，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早日实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标，还要继续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形成脉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作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未来，我们要更加坚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下大力气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共同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理论和方法，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促进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更好更快地转化和更广泛传播也是当务之急。应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开展宣传、普及活动，推动中华文明研究成果进教材，编撰中华文明辅助读本和相应的科普读物，拍摄中华文明探源系列纪录片等。推动多语种中华文明出版物“走出去”，提升中华文明海外影响力和感召力。此外，我特别期望，在富有考古文化底蕴和特色的国家中心城市，规划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结合现代化理念和高科技方式，以沉浸式的感受，体验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形成历程，寓教于乐，让青少年和国际游客真切感受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并对下一步探源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自觉肩负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