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党建史上的壮举 ——从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队员到新四军战士的华丽转身

1938年1月，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余名队员在江西南昌集体加入新四军。这一壮举被载入史册，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星星之火：煤业地下党筹组救护队

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是“经过党的长期培育、锻炼，发展成为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指导，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抗日群众团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爱国热情高涨，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上海煤业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早在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上海建立起“国民党第1区党部第25分部”，领导了包括煤业界在内的上海职工运动，发展了一批党员。虽然随着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革命力量受到摧残，但已播下“红色”种子，以叶进明为核心的地下党员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星星之火”。

叶进明原名叶晋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叶进明，抱定在党的领导下追求进步和光明，矢志不渝。他曾两度被捕入狱，但初心不改。

1936年夏初，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刚出狱的叶进明，立即与地下党员孙鹏飞等组织煤业职工中的骨干参加“公民训练”——军事操练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主导的战地救护技能培训，以应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当年举办三期“公民训练”，每一期都有上百名煤业进步青年参加，为煤业救护队的筹建奠定了基础。

义无反顾：在党领导下投身战地救护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叶进明、余继良、毛纪法等为核心组成的煤业地下党支部团结煤业界上层爱国人士，8月9日组织建立“上海煤业救护队”，分编15个中队和分队，并请红十字会定期训练。党领导下的上海煤业救护队由此诞生。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处于临战状态的上海煤业救护队立即行动，开赴前线救护伤兵，闸北、宝山、月浦、罗店、真如、浏河以至昆山一线，都有煤业救护队活跃的身影。每车5人编成一个救护分队，出动的汽车从十几辆到二十几辆，最多时达到四五十辆之多。

鉴于救护伤兵和车辆出入租界多有不便，从8月16日起，煤业救护队正式并入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定名“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挂红十字旗帜，佩戴红十字臂章。汽油及汽车修理费用由中国红十字会负担。“此后，我们煤业救护队随军西撤到皖南，从浙江、江西、湖南运伤兵，以至接运闽、赣、粤红军下山为新四军服务，一直打着红十字会旗号，克服了许多困难。”叶进明说。

淞沪会战的三个月中，在中共煤业地下党支部组织协调和领导下，煤业救护队员出生入死救护伤民难民。在红十字会救护队、急救队“各队救回伤兵总数一览表”中，煤业救护队总计救回伤兵14000名，位列榜首。毫无疑问，煤业救护队是淞沪会战中“规模最大，人车最多，实力最雄厚的一支救护队”。

重大抉择：集体加入新四军

1937年11月5日，日军突然从金山卫登陆，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沿沪宁铁路西撤，煤业救护队何去何从，必须做出抉择。以叶进明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鼓励队员们继续坚持抗战，答应他们的工资照发，家庭生活由公家照顾”，解除了后顾之忧。

11月12日，上海沦陷。煤业救护队有百余人20多辆卡车随军救护，经苏州、宜兴、高淳、宣城至皖南屯溪附近待命。因物资供应和生活来源发生严重困难，人心恐慌，叶进明等和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刘宁一取得联系后，决定“充分发动党员和救国会员，带汽车去武汉参加八路军（当时上海还不知道有新四军）。”

淞沪会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煤业救护队的使命尚未完成，数千名伤兵滞留上海，亟待运往后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派乐时鸣（中共地下党员）率第十九救护医院孟燕堂、施奇等去宁波会同市商会童子军建立接运站，专任接运和医疗从上海撤往内地的伤兵。为加速接运伤兵，1938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上海煤业公会决定将交通股接运站和煤业救护队合并，改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正副主任由红十字会派金芝轩、煤业公会派田萼芳担任。原交通股接运站和煤业救护队分别改称交通股一、二组。乐时鸣任一组组长，忻元锡任二组组长（不久出任煤业救护队大队长）。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名称，亦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二组”。两组并肩战斗，辗转接运伤兵。

1938年1月，煤业救护队历经波折到达江西南昌。在得知南昌设立新四军办事处的消息后，叶进明、王公道、忻元锡立即前往陆象山路明德里新四军办事处联系，表达集体加入新四军愿望。中共中央东南局统战部长黄道、组织部长陈少敏“非常高兴，热情欢迎我们说，早已料到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在南昌的突击行动，有我们的共产党员在领导。”百余人集体参加新四军，“开创了成建制的、有规模的、群众团体集体参军的第一个例子。”这一壮举，也意味着煤业救护队淞沪会战救护使命完成。

初心如磐：惊涛骇浪中的坚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煤业救护队队员成为新四军战士，开始了新的征程。煤业救护队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煤业救护队党支部成立，叶进明任支部书记，王公道、余继良为委员。组织关系转到新四军军部，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直接领导。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安排，从1938年1月至4月间，煤业救护队担负起接运南方八省游击队转赴皖南的任务。

煤业救护队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1938年2月，国民党一名上校军官在前线身负重伤，要求煤业救护队派车到指定地点接运到后方医院。救护队立即执行任务，但因上校伤重失血过多途中死亡。伤兵管理处觊觎救护队人多车多且为新四军服务，多次希图“吞并”遭拒，于是借此挑起事端，暴打救护队大队长忻元锡，双方发生冲突，紧接着伤兵管理处扣押忻元锡。王公道带领救护队员冲到省政府抗议，救出忻元锡。叶进明从上海回到南昌后，立即电报中国红十字会申诉，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同时也是煤业界领袖人物的刘鸿生，即与江西省政府交涉，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3月9号，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军部首长在南昌“张勋公馆”举行宴会，招待全体煤业救护队员，肯定救护队员为新四军服务、机智勇敢地担任接运游击队工作的成绩，鼓励队员到皖南岩寺继续为前线抗敌服务。队员们备受鼓舞。随后，煤业救护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离开江西进驻皖南。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煤业救护队坚定了政治方向，最终“从一个群众性的救亡组织，发展成为一支抗日革命队伍”。

建功立业：红十字旗下的使命担当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一组在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来到皖南，与二组胜利会师。在这里，一组谢丽华、梁洁莲、梁钧铤、朱文奎、沈志英和煤业救护队郭步洲等11人前往长沙中国红十字会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学习，随后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61医疗队，转战华北前线，为八路军服务。其中在长沙加入地下党的郭步洲、梁洁莲、梁钧铤、朱文奎的组织关系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组其他10余人在皖南参军，继续为新四军服务。

煤业救护队人多车多，“红十字”受人尊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新四军军部首长“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群众团体的名义还要继续保持，这是统一战线的极好方式”指示精神，党支部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金芝轩、田萼芳两主任经南昌到达岩寺，煤业救护队党支部组织隆重欢迎大会，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特别宴请，席间聘请金芝轩为新四军交通运输顾问，田萼芳为新四军医疗卫生顾问。

1938年6月，上海地下党动员大批爱国青年和失业工人参加新四军。煤业救护队派出车辆人员，把近千名爱国青年接运到岩寺参军。

1938年11月，煤业救护队以“战地文化服务社”名义筹建印刷所，担负印制军报《抗敌报》等任务。筹建经费由金芝轩、田萼芳两主任向中国红十字会和上海煤业公会争取。煤业救护队大队长忻元锡为第一任印刷所长，副大队长陈昌吉第二任。

救死扶伤：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煤业救护队出生入死，救死扶伤，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淞沪会战中一支重要力量。据记载，从1937年8月至1938年4月，各救护队先后救运受伤兵民共计44389名，其中党领导下的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功不可没，而百余名队员集体加入新四军，为人民军队注入新鲜血液，“对新四军建军初期的后方勤务有极大贡献”。

煤业救护队能取得骄人成绩，党的领导起到关键作用。如忻元锡所说，“煤业救护队是一支比较大、比较强、比较正确、比较有生命力的群众团体。依靠什么呢？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从煤业救护队的筹建，到投入淞沪抗战救护，到转运伤兵，到集体加入新四军，以叶进明为核心的党组织力挽狂澜，才使这支特殊的队伍坚定了政治方向，书写了中共党史和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永不磨灭的壮丽篇章。

煤业救护队为抗击外敌，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很多人为此献出生命。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有杨志华、叶梧影、毛中玉、田经纬、邵延鸣、施奇、洪德生、周玉寒、王心渊。还有董纯道在苏北牺牲；参加新四军部队后作战牺牲的有金克华、毛纪法、黄飞熊、毛梅卿、缪凤楼、陆稼穑、周山等等。他们为抗日战争而牺牲，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如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陈丕显所说，他们不愧为“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池子华   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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