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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报纸、通讯社新闻专栏参评作品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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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报纸、通讯社新闻专栏代表作基本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市场上刻意规避、偷逃消费税的成油品规模接近1亿吨/年，占到全国成品油实际消费总量的近三成，造成上千亿元财政税收流失，严重损害行业公平竞争环境——

整治逃税油品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李玲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0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20年，官方统计的全国汽柴油表观消费量为25279万吨，考虑到“隐性资源”，估计全年汽柴油实际消费量约为34709万吨。也就是说，我国2020年隐性汽柴油资源消费量接近1亿吨，在汽柴油实际总消费量中占比近30%。

所谓隐性资源，是指未被国家统计局纳入官方统计范围内的成品油资源，这类资源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规避、偷逃了大量成品油消费税，并在非法加油站甚至一些正规的加油站销售。这类问题油品的存在，直接导致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家财政收入流失，也严重扰乱了成品油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多位业内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隐性资源横行成品油市的现象存在已久，但近几年开始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亟需加以重视并严格管控。

逃税油品份额越来越大

《报告》指出，隐性资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地方炼厂调低汽柴油收率，通过沥青、粗白油、轻循环油等化工品口径流出的汽柴油品；二是混合芳烃、轻循环油等调和组分的进口。

据了解，我国目前在生产端和进口端对包括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等在内的油品征收消费税，其中汽油消费税为1.52元/升、柴油消费税为1.2元/升。与此同时，我国汽油、柴油消费量巨大，刻意规避、偷逃消费税现象突出，其中又以调和油、非标油为逃税“重灾区”。这些油品往往并不以成品油的名义入市，而是成为隐性油品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变相流入市场，每吨油可规避上千元的消费税。

“这种情况在很多省都有。有的炼厂为了逃避消费税，生产出的汽柴油产品以其他化工产品的名目销售，还有一些油品出厂后不能达到汽柴油标准，最后以组分的形式卖给了一些调油商。”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市场营销研究所专家李振光告诉记者。

“生产端或进口端的一些轻循环油、混合芳烃等组分进入市场后，可以调和成符合汽柴油质量标准的产品。还有一些以各种名目的化工品销售，但性质和汽柴油一样。而这类组分和化工品并不在消费税征收目录之中，就可以规避甚至偷逃掉大额的消费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说。

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进口的混合芳烃、轻循环油为2200万吨，同比增长一倍。多位专家指出，这类进口资源的主要用途就是调和汽柴油，但因游离在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目录之外，可规避掉消费税。

在此背景下，商务部石油流通专家尹强告诉记者：“偷逃、刻意规避油品消费税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夸张地说，现在这种形势已经席卷全国，尤其是2017年原油进口配额对部分地方炼厂放开以来，市场上流通的隐性油品资源份额越来越大，涉及的消费税额度达到上千亿元。”

对市场公平竞争形成巨大冲击

大量隐性油品充斥市场，在造成国家财政流失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市场公平。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隐形油品通过规避汽柴油消费税实现了价格折扣，从而拥有高达1500-2500元/吨的降价空间。

“这些隐性油品资源无论是来自炼厂、调和，还是来自进口，从销售角度讲，都已经进入了很多正规加油站，特别是民营加油站。”李振光表示。

“我们在近期调研时看到，很多省的国道上都出现了4元多一升的柴油。每升比正常的市场价格低了1—2元钱。很多都是在一些大的正规加油站出现，包括一些还算有名气的企业的加油站。”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董秀成看来，不管是不合规经营还是逃税漏税，隐性油品对整个成品油市场都是一种破坏，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合规经营的企业成本高，不合规经营的成本低，两者并不站在同一个竞争起点上，这就是对市场最大的破坏。”

郭焦锋也表示：“规避、偷逃消费税的油品会造成成品油市场混乱。按理说，大家都应该依法依规经营，不法企业偷逃或刻意规避消费税，逐渐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对合法经营的企业不公平。”

这种负面效应已开始在市场上显现。

“今年以来，主营单位的柴油销售异常困难，很多单位销售量同比下降了一半以上，客户突然没了。隐性资源相当于用极高的优惠侵占了正品市场，正规经营活不下去，无论是对市场秩序还是对整个经济运行，都有比较深层的危害。”李振光说，“正品市场份额加速流失，逼得大家也都去买没交税的油，最后大家都回不到正品市场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隐性资源中，有一小部分是质量不达标的。“比如进口轻循环油调和成的柴油，它的硫含量可能只相当于原来国三、国四的水平，对环境的危害很大。”李振光指出。

“大部分油品通过调和的手段很容易达到环保部门、质量部门的标准，但标准范围之外的一些指标差于主营炼厂产品是普遍现象，肯定会带来一定的环境影响和安全风险。”郭焦锋表示。

此外，尹强指出，大量隐形油品流通于市场，还造成国家统计数据失真，这会导致国家对宏观经济走势产生误判，对下一步经济活动安排造成影响。“例如，去年基本上判断汽柴油市场是在萎缩，但是加上市场上不收税的隐性油，其实是在增加的。”

专家建议征税环节后移

针对当前的种种问题，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将消费税由生产端后移至消费端，或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现在成品油消费税是在炼厂收的，这个环节抓不住的话，大量资源就会流向市场，造成市场混乱。”李振光表示，“要么在现有基础上加大管理力度，要么将消费税后移。其中，后移是大趋势，应该加快推进。”

郭焦锋也建议：“把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环节从进口和生产环节后移到消费环节，相当于监管任务落到了各个地方政府。同时，成品油消费税可由中央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让地方对相关税收的监管更有积极性。”

据了解，目前多个省市加油站都安装了税控系统云平台，能够实时监测加油量，使当地汽柴油消费量能够更真实、全面地体现。另外，由于这些数据可在税控系统里体现，因此能够为将来实现成品油消费税后移提供现实基础。

董秀成也认为，成品油消费税最终还是应回归到消费税的本质，在消费端通过税控系统重点监控加油站，但消费税后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措施。“目前全国有十万多家加油站，相较于炼厂，带来的监管压力会更大，这就更需要常态化的监管。”

“从政府监管角度讲，应该有一个覆盖全部产业链的大数据系统，进行现代化、全链条、可追溯的全方位信息化监管。目前我们的信息化监管只在个别环节运用，并且是按品名收费，监管的空白点很多。”尹强表示，“从原油到装置进料，包括出来了哪些组分、销售出厂哪些产品、去向哪些客户，都应该记录在案，实现产品流向、油品资源整体的掌控。最终形成一个长久的治理体系，进行常态化管理。”

中国新闻奖报纸、通讯社新闻专栏代表作基本情况

因煤炭价格长期高位运行，导致京津唐地区发电企业100%亏损，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当地11家煤电企业因此联名“上书”，请求重签售电合同，上调售电价格

煤电顶牛”矛盾再升级

本报记者 赵紫原 姚金楠

发一度电，赔一毛钱——这是京津唐地区某燃煤发电企业持续多日的经营异象。知情人士甚至指出，如果电价低位锁死、煤价持续飞涨的情况继续下去，当地燃煤电厂“可能一个多月就会被彻底拖垮”。

在此背景下，大唐国际、北京国电电力、京能电力、华能集团华北分公司等11家燃煤发电企业曾在1个月前联名向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上书，请求重新签订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2021年10—12月的年度长协合同。截至记者发稿，能否重签合同尚无定论。

在这份名为《关于重新签约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2021年10-12月年度长协合同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文件”）的函件中，11家企业联名指出，京津唐电网燃煤电厂成本已超过盈亏平衡点，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燃煤电厂亏损面达到100%，煤炭库存普遍偏低，煤量煤质无法保障，发电能力受阻，严重影响电力交易的正常开展和电力稳定供应，企业经营状况极度困难，部分企业已出现了资金链断裂。

据记者了解，京津唐地区只是全国煤电行业“经营危机”的一个缩影。

煤价翻倍增长

“2008年左右也出现过电煤持续涨价的情况，但当时京津唐地区煤电机组的利用小时数还是比较高的，虽然那时候煤价也比较高，但持续时间短，至少卖电赚回来的电费还足够买煤，有时候还能剩点。但这次不一样，入不敷出，如果再不调整，可能整个煤电行业要崩溃了。”华北电网电力调度处原处长梁明亮说，按照当前秦皇岛港5500大卡燃煤价格约885元/吨计算，折算到7000大卡标煤，价格为1126元/吨；2020年全国平均供电煤耗为307克/千瓦时，依此测算，仅燃料成本就达到0.3456元/千瓦时。“现在的基准电价在0.35—0.36元/千瓦时左右。这还没考虑电煤运输到电厂的费用，肯定是发一度赔一度。”

某煤电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去年底签约时，煤价水平只有 600多元/吨。“低的时候甚至是300—400元/吨。谁能想到现在几乎是在翻倍涨价。”

煤价随行就市、水涨船高，电价却被牢牢锁死。《请示》文件显示，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价格平均降幅已达到0.06—0.11元/千瓦时，京津唐燃煤电厂在煤价突涨且持续高位运行等市场发生严重异常的情况下，已无力完成2020年12月签约的北京地区2021年10—12月电力直接交易和2021年3月签约的北京地区2021年10—12月电力直接交易。

中电联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部副主任、燃料分会副秘书长叶春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曹妃甸5500大卡现货成交价已超过1000元/吨。事实上，2016年实施煤炭供给侧改革以来，电煤价格一路飙升，煤电企业经营形势一路下行，并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上报国家相关部委反映严峻形势。“在政策性降电价、电煤价格高企的挤压下，煤电企业生存空间一压再压。”

电价机制漏洞凸显

“无力完成”就可以重签合同吗？在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叶泽看来，重签合同的诉求不合“规”却合“理”。“市场交易合同是严肃的经济合同，受法律保护，不能因为一方利益受损或者亏损就更改合同。如果这样，市场经济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但煤电企业的确严重亏损，而且燃料成本的上涨确实也不应该完全由发电企业承担。”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永晟指出，现行的电力市场建设并不完善。“我国长协的特殊之处在于一口价锁死，国外的长协一般会有价格调整公式，提前约定好哪些成本可以传导到电价中去，按什么方式传导。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更应该关注市场本身在价格传导顺畅性、风险管理完善程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叶泽进一步指出，自2020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实行多年的“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其中，基准价按各地此前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具体电价由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通过协商或竞价确定。“这个机制顺畅运转的前提是煤价保持相对稳定，一旦煤价大幅波动，新机制的不合理性就会充分暴露出来。比如今年的煤价大幅上涨，即使按10%的上浮比率确定交易价格，也不能传导煤价成本的上涨。因此，新机制在设计上有明显的漏洞。”

梁明亮也坦言，此前由于煤炭产能充裕，煤电矛盾尚有“周期”可言，“但这次就是长期缺煤，煤炭企业‘咬’着高价，电厂基本是国有企业，不能停机，再贵也得买。”

仍需政策治本

“若煤电厂全面、长期亏损，企业就面临破产的风险。”梁明亮直言，为避免亏损乃至破产，煤电企业必然会设法少发电或者停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缺电”。

事实也的确如此，叶春指出：“2020年底，我国浙江、湖南的用电量增速分别为8.8%和9.1%，而火电发电量增速仅为5.1%和2.4%，供需明显错配。2021年以来，部分省市频繁出现拉闸限电现象，电力供应紧缺信号日益明显。”

不仅如此，冯永晟强调，煤电行业的生存窘境如果无法破解，也必将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而影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煤电是支撑新能源继续快速发展的主力资源，也是支持储能发展的战略资源。如果煤电因全面、长期亏损而过快、过度地退出，新能源又很难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最终将严重制约新能源发展目标的达成。河还没过，就不要先拆桥。不但不要拆，还要把桥架到对岸。”

叶泽认为，当前煤电企业的生存发展不取决于市场，仍取决于政策。“主管部门要基于市场经济规则，为煤电企业生存发展优化完善现行政策及市场体系和交易机制。当前的电力系统是离不开煤电的，主管部门不能对煤电行业的经营困难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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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每月第二周刊载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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