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论创新推进新时代中国金融学发展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新时代中国金融学的发展，需坚持理论创新，在汲取传统滋养、诠释发展迷思、把握中国特色、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中取得新的更大进步。

汲取传统滋养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精神。传统的经济金融思想是中国金融学汲取营养的宝库。

一直以来，人们困惑于中国古代丰富的货币金融实践却未能产生影响深远的货币金融理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写道，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但是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作品。以上权且称之为“熊彼特之问”。循着“熊彼特之问”，可以对我国传统经济金融思想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的不足进行反思，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传统思想闪耀的智慧光芒。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中国人是王茂荫。马克思是在研究“货币或商品流通”涉及“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时候，在注释中提到王茂荫的。他这样写道：“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王茂荫是清朝的货币理论专家。他于19世纪中叶提出发行可兑换的钞币以缓和财政危机，对此马克思是赞同的。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

凯恩斯在1912年撰文评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以转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并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和“货币数量说”。贾谊在《铸钱》中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即在多种货币并存，没有正常规制保证良币供给和流通的情况下，出现了“奸钱”（即劣币）排斥“正钱”（良币）的现象。《管子》的“轻重论”，明确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论。所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意思是说，若有十成货币，九成在上，即由国家掌握，仅一成投入流通，便会出现物价下跌和货币购买力相应上升的情况。若国家将自身掌握的九成货币也投入流通，用来收购万物，就会出现“万物重十倍”，物价陡然上涨，货币变“轻”，购买力相应地降低了。这是典型的货币数量论的表述。

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也提出，汉代法家的国定说（作为早期的货币理论），以为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其所以能流通，是因为帝王或政府所倡导或制定。这种说法和近代克纳普等人的学说很接近。如果进一步延伸，它甚至可以看作当前非常时髦的现代货币理论（MMT）的鼻祖。

以上这些真知灼见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金融实践，是中国金融学重要的思想来源。

诠释发展迷思

以西方市场经济体为参照，中国金融发展无疑是“落后的”“低效的”。但正是源于这种“落后的”“低效的”金融实践，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储蓄—投资的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金融稳定，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这恰恰意味着“落后的”“低效的”金融为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迷思，也是中国金融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动力和使命担当。

一方面，中国金融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赶超发展。二战以后，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持续较快的增长。相比较而言，中国是持续时间最长、平均增速最快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增长奇迹毫不为过。中国增长的成功来自多方面，金融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型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系，以高储蓄—高投资模式，快速动员了资源，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赶超发展。一般而言，发展型政府该做的不仅仅是产权保护、合约执行等方面，还需要强化其在动员储蓄、调配信贷方面的协调功能，比如建立公共的开发银行以及长期的工业化融资机构等。发展型政府撬动市场的最大杠杆就是其配置信贷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功劳是从根本上冲破了“双缺口”，有效动员了储蓄，加快了资本形成，进而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长期的高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国际上看，发生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与发展相伴。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危机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迄今为止，中国并未发生过金融危机。这也是令世界大惑不解的一大迷思。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因素使中国置身危机之外。

其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消化了金融系统压力。中国善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是“坐下来、停下来”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赶超发展模式，特别是初期粗放式发展，不可避免地会积累大量金融风险。但较快的增长往往会消解问题。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银行体系面临技术性破产，但随着政府果断剥离坏账，经济恢复强劲增长，银行体系危机问题迎刃而解。

其二，中国政府拥有强健的资产负债表，这成为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政府净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远远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较而言，英、美政府净资产是负值，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政府持有净资产占比在0—5%之间，德国政府持有资产的比例略高，但也只有6%。

其三，渐进开放与底线思维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相对于产业、贸易的开放，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渐进而审慎的，必要的资本管制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防火墙”。底线思维强化了风险意识。这包括加强和完善监管，提升金融韧性，以及维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把握中国特色

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决定的。经济赶超是逻辑起点。实现赶超要完成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一系列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置于“双重任务”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以下侧重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首先，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并存。金融压抑主要是指政府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流动等有着不同形式的干预。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压抑是一种扭曲，会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比如会扭曲风险定价，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不过，如果将金融压抑置于中国经济赶超的大背景下，就会获得新的认识。经验表明，在金融市场还不十分成熟、工业化资金需求十分旺盛的早期发展阶段，适度的金融压抑在有效动员资源、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称得上是一种“良性扭曲”。不过，随着中国逐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逐步取消金融压抑、纠正金融扭曲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金融赶超是指金融业规模的扩大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一般来说，金融压抑会制约金融赶超，但在中国，正是金融压抑“催生”了金融赶超。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金融压抑导致金融发展的单一化、政府主导，形成正规体系与非正规体系的“二元”格局。而金融创新特别是借助金融科技带来的创新，能够打破这样的“二元”格局，促进非正规体系（如影子银行）健康发展，同时推进新金融业态（如大科技公司进入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赶超可以看作对于金融压抑的突破，这一赶超借助了两股力量：一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二是监管的包容。这是观察中国金融发展的新视角。

其次，债务攀升与资产积累同步。在工业化主导时期，企业部门债务攀升较为明显。随着城市化推进和房地产发展，居民部门债务与政府部门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了较快增长。数据显示，我国社会总负债由2000年的54.7万亿上升到2019年的980.1万亿，后者是前者的17.9倍。但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总资产也有了快速的积累，由2000年的93.6万亿上升到2019年的1655.6万亿，后者是前者的17.7倍。由此可见，中国债务攀升与资产积累可以说是“同步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净财富（即社会总资产减去社会总负债）的复合年均增速达到16.2%，同期名义GDP复合年均增速为12.8%，财富增速快于名义GDP增速。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债务与资产同步积累的过程，与主要发达经济体是有较大区别的。这里的关键差异在于：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负债更多的是用于社保、转移支付、补贴低收入群体，因此未能形成相应的资产，而中国地方政府负债（包括大量融资平台）主要是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增长与资产形成是同步的。这显然是中国金融助力经济赶超的一个重要特色。

最后，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发展融资是首当其冲的要务。尽管先发国家提供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似乎无力独自解决中长期资金的筹措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中长期融资困局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破解。这是因为，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见效慢、资金回收慢，很多项目甚至未能直接产生现金流，但能够为其他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具有正外部性。考虑到这些特点，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往往需要稳定的长期融资手段来支撑。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以国家信用为依托，以资金运用保本微利为原则，以市场化为基本运作模式，中国特色开发性金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闯出了一条新路，支持了中国的赶超发展，创造了开发性金融的奇迹。

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

理论创新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中国金融学的理论创新，就是要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从而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

首先，促进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特别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出现“脱实向虚”，金融支持创新不足，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因此，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治理结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其次，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必将成为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塑造中国金融成长的新维度。金融发展不简单指金融规模的扩大，过度的金融扩张会走向金融发展的反面。金融发展主要是指通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尤其是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风险的优化配置，增强金融韧性，促进金融安全。金融发展了，效能提升了，竞争力增强了，才会有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是金融发展的底线。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战略性考量。金融安全是在国家主权基础之上货币资金融通安全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以保障资金融通顺畅、市场平稳运行和风险有效配置的动态均衡。金融安全涉及金融政策主权、国家货币稳定、金融基础设施、市场体系稳定、金融数据安全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等领域。其中，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数据安全、全球金融治理是我国金融安全的短板，须着力加强。

最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发展理念的灵魂。回答人民之问，就是要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诉求。一是发展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普”的角度看，我国普惠金融稳步发展，金融服务可得性取得明显进展。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近年来快速发展。从“惠”的角度看，我国普惠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有所降低，但仍有下降空间。其中，个人消费者面临的高融资成本问题仍较为突出。从“商业可持续”角度看，现阶段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总体呈下滑趋势，其中，中小金融机构绩效下滑尤为明显。未来看，发展普惠金融，一方面，要着力解决普而不惠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规范金融科技发展，使新技术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促进科技向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二是践行ESG投资理念。ESG（即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是近年来全球兴起的企业管理和金融投资的新理念。该理念认为，企业活动和金融投资不应仅着眼于经济指标，还应关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成效等诸多方面，推进可持续发展。在环境方面，ESG关注企业的污染治理、可再生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等因素，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态、美丽中国的诉求；在社会方面，ESG关注企业的工作环境、供应链标准、慈善活动、社区关系、员工福利等因素，契合人民对协调、共享发展的诉求；在治理方面，ESG关注企业的商业道德、反竞争行为、股东权益保护等因素，契合人民对公平竞争、自身权益保护的诉求。应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角度，落实ESG标准，使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得以更好地实现。

三是促进资本规范发展。资本扩张有其自身的逻辑。资本扩张一方面会带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甚至产生“马太效应”，扩大贫富差距。因此，促进资本规范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引导资本要素有序健康发展。适应新经济发展趋势，既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又要鼓励平台经济创新，培育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信任、依靠和尊重企业家，发挥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

总之，坚持理论创新，推动中国金融学发展，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领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讲好中国金融故事，指导中国金融实践。破除西方主流金融学教条，展现中国金融学发展的自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