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蒋元明：我编杂文三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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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副刊杂文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年，杂文被视为《人民日报》副刊的灵魂，发挥了一定的风向标作用，得到许多知名作家和学者的热心支持，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杂文作者。1990年创办的副刊杂文栏目“金台随感”，事实上成了全国报纸副刊的一个名牌栏目，刊发了不少精品力作，有力推动了杂文创作。
蒋元明，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副主任、高级编辑。自1975年大学毕业起，30多年在文艺副刊编杂文、写杂文，亲历和推动了《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的繁盛。他与副刊杂文有着怎样的情结？30多年编辑生涯里都发生了哪些不平凡的故事？45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分享。
阴差阳错 做了杂文编辑
1975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当初，我是部队选送上大学的，按理说应该是“哪来哪去”，没想到被报社“截留”了。那时曾想，虽然当不成军官很可惜，但做个记者满世界跑也不错，更何况是去中国第一大报。
蒋元明开始了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生涯
到报社后，我被分配到文艺部。当时我认为，这项工作无非就是看看电影，瞧瞧戏，写写报道什么的，不会有多大意思。到了文艺部，被分配办副刊，这样一来自己连跑基层的机会也没了，只能坐在屋里编稿子。好在我是文学专业出身，上大学期间写过散文和短篇小说，小说还被选入集子出版，所以对我来说办副刊也不算乱点鸳鸯。后来出乎意料的是，又分派我编杂文。当时心里确实有点不太情愿，可又没理由推脱，“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抱着这种心态，我就阴差阳错地做了文艺副刊的杂文编辑。
“临时抱佛脚” 研读鲁迅杂文
那时主要的困难是不太懂杂文。当时我上大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好好学习，学完为部队服务，根本没想到将来要搞杂文。还好，想起我当年的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曾讲过两堂课，就是“鲁迅杂文”。李先生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可以算是鲁迅的学生，后来成了鲁迅研究专家。李先生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据说是老校友周恩来总理点的名，后来鲁迅博物馆成立，又调他到北京当馆长。
李何林先生家住北京史家胡同，离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报社不远。拜访李先生时，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多读书”。当时手里正好有上大学时中文系编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和《鲁迅杂文选》两本书，我便临时抱佛脚，先“恶补”一番。后来有朋友介绍，又买了一部精装本的新版《鲁迅全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花巨资购买的书籍。几个月的时间，除了上班就是通读鲁迅杂文，从鲁迅第一篇杂文读起，一篇一篇地看，边看边作读书笔记。好在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心无旁骛，我把700多篇杂文认真通读了一遍，对鲁迅杂文有了基本了解。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恶补”之后再编杂文来稿，好坏优劣心里就有谱儿了。
“逼上梁山” 勤奋写作
顺利过了第一关，接着难题又来了。从事报纸工作，新闻要新，评论要及时，副刊虽有其特殊性，但有时也要配合当前形势，特别是最新的政治形势和最新发生的大事件，小说、散文一般来不及，但“轻骑兵”杂文却因短小快捷，能冲锋在前。上级下达了指示精神，前面的评论版要发声，后面的副刊也不能失语。有时杂文第二天就要见报，作者来稿里肯定找不到，组稿也来不及，那就只能靠编辑自己操刀。诗人、散文家、杂文家田钟洛（笔名：袁鹰）当时担任文艺部主任，分管副刊，写杂文的活儿就派给我了：“加个班，辛苦一下吧。”领导一句话，那就是命令。可是写稿和编稿不是一回事，就像评球和踢球截然不同一样，你可以评得头头是道，谁踢得好谁踢得差分得一清二楚，可让你上场去踢踢试试？接了活儿就如同接了个烫手山芋。在老同志看来是小菜一碟，可当时在我这个新手眼里，那就好比老虎吃天！
好歹自己上过大学，也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作品，说什么也不能打退堂鼓。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写写改改，总算把稿子弄出来交了差。这样被逼了两三次以后，觉得如此“被动挨打”总不是办法，必需主动出击。正好那时《中国青年报》复刊，一个叫华韬的老编辑写信约稿，我马上就答应了。当时的《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都是我重点投稿的目标，以后又扩大到《新观察》等刊物，且越写越顺，越写越多。经过这番苦练，回头再给本报写稿，就不用等领导“逼”了。
田钟洛（袁鹰）主任指点蒋元明写杂文要注意“画龙点睛”
1980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中国队输得很惨，引发各种议论和猜测。当时有评论说是骄兵必败，也有说是急中出乱。我却注意到一个信息，外电报道说中国女篮很爱看电影，深夜还在看电视；中午不休息去逛街；决战前夕的周末，中国女篮却去海洋公园游玩；回国的行李之多，远超预算，如此等等。带着“究竟中国女篮败在谁手”这个疑问，我一气呵成《球究竟输在谁手?》这篇杂文，“出国比赛、交流、参观、考察，本来天经地义，但是趁机捞一把，却成了近一两年来一些人的追求向往”，各种名目繁多的出国团，大把大把地花掉了国家宝贵的外汇。输了篮球比赛，最多不过少得一块奖牌，而“在当今整个世界比赛场上，如果输了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时间，那失去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希望”。此文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对当时国内出国乱象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对体育界更是一种警示。
李何林先生为蒋元明首部杂文集《嫩姜集》作序的手稿
蓝翎先生为蒋元明第二部杂文集《晨曦集》作序的手稿
笔耕不辍，终有所得。两三年下来，一部《嫩姜集》即将问世。我特邀李何林先生写序，先生很高兴，认为学生总算没给他丢脸。“《嫩姜集》的姜是嫩的，但它‘味辛，微温’，可以治胃病、助消化、祛风邪；酱菜店里的姜芽确有这种功效，吃起来有些辛辣，吃下后，胃里确实感到舒服，气顺味开，食量大增，身体逐渐好起来”，这也符合鲁迅“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李先生的这番鼓励，更坚定了我在杂文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蒋元明出版的部分作品集
因为编杂文、写杂文，1985年，曾经的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蓝翎还为我的第二部杂文《晨曦集》欣然作序。他那一手漂亮的行书我一直珍藏至今。他们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师长、朋友，我永远怀念他们！
以名家为师 采众家之长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编辑完全是替他人“作嫁衣裳”。这话没大错，但也不尽然。蓝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调来人民日报文艺部，他告诉我，他曾在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岗位上站过第一班岗，所以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聊聊天。他说，当年杂文被视为人民日报副刊的灵魂，分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同志亲自开列杂文作者名单，包括郭沫若、茅盾等一批著名作家和学者，他就照着名单去约稿即可，完全“不差稿”，这令我十分羡慕。后来，田钟洛（袁鹰）主任也给我开了一张杂文作者名单，全是名家，让我抽时间去登门拜访他们。
我第一次去拜访的是余心言（本名：徐惟诚）。他当时是北京日报总编辑，看上去是一个颇严肃的人，一谈到杂文就有了共同语言。也许是写惯了“青年修养”杂谈的缘故吧，他的文章属婉约派，善娓娓道来。编辑如要修改他的作品，也不必与他商量。从总编辑到市委宣传部长，再到市委副书记，最后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但从他的文章中没有看到脾气也随之增长。记得有一个年轻的杂文作者写文章“刺”了他一下，他知道后，就与我们商量，想请这位作者一起吃个饭，大家聊一聊。在一个清静的小饭馆里，五六位杂文作者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最后老徐悄悄地去结了账。我这才突然发现，他的秘书、司机都不在身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老徐调到中宣部工作，官大了，工作忙了，杂文大概也顾不上了。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是请我去他办公室聊聊。我说，您都当部长了，哪还有工夫闲聊。他笑着说，当部长就不要朋友了？他派司机接我到他办公室，刚坐下，贺敬之进来谈事，他把我与贺各作了介绍。贺敬之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自然是我的前辈，当时他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
出席杂文作家活动，前排左起：段柄仁、余心言（徐惟诚）、李庚辰、蒋元明
严秀（本名：曾严修），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老资格的革命家，四川老乡，高高的个子。我们见面一聊，就倍感亲切。严先生先是我的作者，后来他担任《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年杂文集》主编时，把我也拉进去当差，协助跑跑腿、复印材料等，属于北京片区的编辑团队成员。老先生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八个选区，每个选区二三十人不等，设组长、副组长，最后所选作品都集中在他那里，他将几千篇作品摆放在大床上，每篇都认真审读两三遍。考虑到我是人民日报杂文编辑，他也让我帮忙推荐全国的作者和作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嫩姜集》收到，已读完。我意几个老作家如秦牧、陶白、赵超构、冯英子等要大增，不然全书无骨干，撑不起来。但中青年之勤于写作者也应较大地增长，不然，我这个主编就成了一个向后看的人，不知发展新生力量了”。为了编好这部集子，他和我这样一个小编辑就通了数封信，唯恐因疏忽漏掉好作品。严秀的作风和文风，包括他书写的字，也如同刀枪架上的武器一般，自带着一股豪放之气。
拜访唐弢先生之前，我给他去了一封信。唐先生回信：“手书谨悉。我因拔牙，连日又值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开会，迟复勿罪。”并说还要去青岛参加一个会，“光临极表欢迎，只是时间匆促，延至8月初如何?”落款为1987年6月28日。9月3日又来一信，说是“打了5个电话，4个占线，一个无人接，也许跳到别的线上去了，所以还是写信”，称这段时间在家，欢迎随时光临。仅一次简单的见面，唐先生就写了好几封信，还是漂亮的钢笔“行书”，这令我很感动。待到一见面，才知道唐先生是一位个子不高、谦逊和善、笑容可鞠的老者。他拉着我参观他的书房，介绍他收藏的那些宝贝，谈笑风生，如故人一般，丝毫没有大学者大作家的派头。当年的一个小伙计，靠自学成才，与鲁迅有缘，成了一代学人，自有他过人之处。唐先生还期盼有生之年能完成《鲁迅传》的写作。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就把约稿寄给了我，见报后特来信表示“谢谢”外，还讲到臧克家等多位朋友看到文章后给他打电话，称赞“反应相当大”。唐先生学问有多大，当时我还没有资格去评价，但他人品之好，我却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也许是得了鲁迅爱护青年的真传吧。
除此之外，北京的刘征、邵燕祥、柳萌，上海的林放、柯灵、郑拾风、冯英子、何满子，广州的秦牧、老烈、章明，杭州的黄源、史莽，锦州的高深等杂文名家，为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的繁荣给予了热情支持，付出大量心血。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获益匪浅、终身受用，可惜他们中有的已作古。如今每每再读他们的来信，犹如与他们当面畅谈……
（未完待续）
蒋元明简介
1949年 5月出生于重庆，中共党员，高级编辑。197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9年应征入伍，历任青海第二野战医院战士，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宣传干事，人民日报编辑、副刊副主编、主编、文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专家（正局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文艺部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近20年，多次被评为人民日报社、中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其家庭被授予第六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荣誉称号。现为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会长。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杂文、散文和随笔集《嫩姜集》《人生小品》《黎明风景》《怪味品书》《人生有缘》《曹兵到底多少万》《人生似远游》《青年与未来》《魂系何处》《说三国·话股市》等二十余部作品及短篇小说《杨树村的早晨》。杂文集《人生小品》荣获全国第六届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主编、编辑《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袁鹰作品选》及多部《人民日报》副刊杂文、散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