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远：记者要回答“时代之问”

2020年年末，又有几十家纸媒宣布停刊，没能看到2021年最初的一缕阳光。这条消息并没有泛起哪怕是很小的水花，人们对于传统媒体在新技术赛道被淘汰的现象早习以为常。

速度领跑、短小优先、娱乐泛化，每天各种社交、新闻平台变幻莫测的热搜、热榜令人眼花缭乱，媒体人的心态普遍“悬浮”。在最短的时间生产最吸引眼球的新闻，被奉为赢得注意力的基本法则。于是，越来越多的记者放弃面对面的采访以及对文本的反复打磨，靠打电话、梳理现成材料，有的甚至不惜抄袭、洗稿，拼命满足市场巨大的欲望沟壑。

“新闻是易碎品”，这句每个新闻学院的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判断，如今需要加上一个修饰词——“非常”。

按理说，宋振远应该在焦虑感最强的方阵里。从业20多年的成长路线，他接受的训练、建立的理念、实施的操作，全部是最传统的。他曾为新华社地方分社记者，后来在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长期做深度报道，现在担任《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辑。

但事实上，面对剧烈变局，他却表现出同行中少见的从容与淡定。

我理解，他的底气来自于他的“专”。

他多年深耕三农报道，硕果累累。曾发表过大量深度调查报道，暴力拆迁、野蛮征地、卖粮难……很多具有历史标志性的热点话题都曾涉及，不少触目惊心、冲突激烈的现场都曾抵达。他撰写的《中国“一号问题”》一书一版再版。

几十年沉淀下来，他在头脑中构建了一座框架稳定、贮藏丰富的“三农新闻馆”：其中既有历史脉络的四梁八柱，亦有节点与变化的关键构件，更有庙堂决策者、专家智囊与草根百姓的人物身影。

时至今日，这些阅历与积累，让他拥有比有闻必录的“浮萍记者”更犀利的眼光、更宽广的视野。靠时间与努力积攒的无形资产，令他的新闻生产力持续爆发。

他认为，互联网更像一个高速公路，优质内容如高档汽车，能跑得更快，被更多人看到。他带着年轻人试水抖音播发的经济人物访谈，多次成为爆款。他很得意：虽然视频手段简单，但脚本策划、提问明显有优势，采访对象反馈“确实不一样”。

直至今日，虽然编务繁忙，但他还保持每年数次的基层调研习惯。每次“到下边去跑”，依然让他兴奋，感觉被激活。采访前的做功课、采访中的交流碰撞，总是令他有获得感。

宋振远坚信优质、深度内容的宝贵价值。他愿意被众多的普通读者接纳，但更抱有雄心，对抗新闻的易碎属性，拓展记者的职业边界，让自己成为历史的推动者。他的赢面有多大？时间将给出答案。

　　正面宣传报道：避免“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尴尬，必须突出国情思维和破题意识

刘 江：去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我注意到去年4月你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求解贫困地区高质量发展“三难”——安康脱贫摘帽记》，反响很大。这篇报道的缘起是什么？

宋振远：选择安康作为基层调研点不是偶然的，三年来我连续去了三次。一是“脱贫攻坚”位列全面建设小康的“三大攻坚战”之首，正如新华社社长何平所说，记者要学会把握“国之大者”。二是落实近年来新华社“扎根工程”和践行“四力”的要求。

新闻敏感告诉我，安康十分符合作为基层观察点。它位于南水北调中线、汉江上游，有“一江清水送北京”之说。我发现安康的脱贫攻坚至少有三点值得跟踪。其一，它是深度贫困区，移民规模近百万，属于中央强调的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其二，这里建设用地稀缺，产业发展缺乏支撑和路径，如何破解人地矛盾是一个新发展课题。其三，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地方的实践探索有创新、有深度、有代表性。围绕这三点，近几年我连续推出6篇报道，每年都有关注重点和新变化。

刘 江：正面宣传是主流媒体履职的重中之重，但一些报道由于内容比较工作化，表达机械刻板，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你的这篇报道是怎么做到“叫好又叫座”的？

宋振远：如何创新正面报道、破解“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尴尬，既是老话题，也一直是新课题。我做正面报道重视突出鲜明的国情特点，以问题为导向，让正面报道彰显“冲突感”，在回答“时代之问”中构建公信力，增强传播力和影响力。

比如《安康脱贫摘帽记》这个稿子，不是简单表扬安康脱贫工作成效。切入的角度是揭示他们如何在实践中回答脱贫攻坚中的几个核心问题。这样做，报道的可信度、公信力、参考性就大大增强了。

正面报道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融入调查研究之中。我写的正面报道都带有明显的调研特点。首先，观察视角要有历史跨度，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划定观察坐标，为报道精准定位；其次，要和中央重大决策相结合，简单说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第三，要有国情思维、问题导向。中央的重大部署在落实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一些难题，围绕如何破解难题进行观察和思考，就会丰富报道内涵、深化正面报道。

刘 江：我知道你有不少代表作，比如《关于中国春运的“国情思考”》《小岗“三问——追寻农村改革起点的思考》《房价成本系列调查（共5篇）》等。你坚持多年关注“三农”问题，调研思考农村改革发展的专著《中国“一号问题”》多次再版。你的这种具有历史跨度的眼光是怎么炼成的？

宋振远：新闻是易碎品，要想让新闻拥有长久生命力，就要打破当下的局限性，让它具备历史穿透力。这里重要的是向实践和政策学习，不断进行历史积淀、政策积累。

有一个报道经历我记忆犹新。2010年上半年，我去山西报道中煤集团王家岭“3.28”特大矿难，153人被困，最终115人生还。出发前，时任新华社总编辑何平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获救人员最多的一次矿难，是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你们一定要写出“历史感”，争取做到若干年后有人研究这段历史，就一定要找这篇报道。这让我第一次对“历史使命感”这个大概念有切身感受。随后的采写中，我和同事自觉把历史上发生的特大矿难纳入观察视野，同时深入挖掘此次矿难的关键节点，报道的广度、深度和穿透力明显加强，最终以“生命的呼唤”为主题发表长篇通讯，成为当年镇版之作。

老一辈新闻人的言行告诉我们，让新闻具备“历史穿透力”，记者必须有新闻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登高才能望远，多年从事“三农”报道的经历充分验证了这一点。搞农村报道，就要首先明确“三农”问题在中国的历史方位。现在中央为什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三农”问题，才能深刻理解“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

刘 江：我们再回到安康调研的话题。出发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

宋振远：我觉得记者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做深度报道，记者一定要研究相关领域主要矛盾的脉络和走向，对阶段性主要矛盾心中有底，否则报道容易肤浅、跑偏。

首先，要精准“接天气”。我每次采访都做充分的政策准备。比如，梳理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的政策脉络，对相关背景了然于胸。其次，要分析调研对象的共性与个性。安康的特点是深度贫困山区，有的贫困县“九山半水半分田”，基本上没有建设用地。第三，选择和聚焦主题。每次确定调研主题是根据对发展进程变化的把握推进，这样才有“样本价值”。

刘 江：安康报道中“飞地经济”我印象深刻，是独家发现吗？

宋振远：这么大规模、有组织、体制化地抓“飞地经济”，确实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地方，尽管其他地方零星也有。事实上，当地介绍“飞地经济”时，着眼点是解决区域之间的税收分配问题，但我没有局限于介绍安康做法，而是将这一探索提到解决贫困地区人地矛盾的层面，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拓展，突出了同类地区的可复制性。

刘 江：连续跟踪一个地方的调研方式意义何在？

宋振远：不少记者下乡往往就是把地方材料收集编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连续跟踪一个地方就有了参照系和系统性，对于提升记者敏锐度和判断力意义非凡。我第一次去安康是奔着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选题；第二次是调研如何破解“两山论”的时代课题；最后一次调研，聚焦整体脱贫摘帽，既是前两次的总结又是全新的提升。

由于积累充分，一旦主题定下来，真正的采写并不难，因为涉及的关键现场我都去过，认识各个层次的人物，拿捏起来驾轻就熟。我觉得一篇3000字的报道，如果其中没有几个现场和故事，报道的可读性、感染力是很差的。

一些正面报道之所以差强人意，一是陷入歌功颂德的窠臼，另外就是现场和观点缺乏融合，成为“两张皮”。在安康采访，一些基层干部的观点与我所想一致，但是人家讲得更接地气。这就印证了中央强调践行“四力”的价值。

刘 江：做正面报道，采访对象愿意配合，但往往也试图控制记者，顺着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和线索采访，内容比较套路化。你通常怎么处理？

宋振远：当记者要培养“话题管理”能力。我与采访对象的互动，一方面是倾听，另一方面是引导。报道前，记者必须预先设置关心的话题，有的放矢深入现场交流碰撞，并抓住节点适时引导和调整。做新闻记者，特别是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如果老是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显然还需要专业修炼。

刘 江：正面典型报道的采访对象通常是政绩突出的政府官员，作为实操者，他们的素质与能力都很强。记者如何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他们，令报道对决策者具有参考价值？

宋振远：业界对新闻记者有不少定义，实际上也是几个特点鲜明的发展阶段：从最初的新闻记录者到时代瞭望者，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充当历史进步的推动者。

很遗憾，不少记者一直都局限于记录者的层面，就是通常说的有闻必录。或者即便有选择地记录，也没有超出被采访对象的认知框架。

我认为，深度报道在采访之外的功夫不亚于采访本身。一篇报道成篇时，除了记述采访对象表达的内容，记者需要传达进一步延伸的思想、观点，提出独到的研判、建言，这样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记者要树立这样一个明确的成长路线图。

舆论监督报道：先暗访后公开，让证据链形成闭环，坚守事实监督、科学监督、建设性监督和安全监督“四条底线”

刘 江：你20多年关注三农问题，其间做了大量的舆论监督报道。印象最深、难度最大的报道有哪些？

宋振远：印象较深的是“拆迁之痛”的监督报道。这是中央媒体第一次系统性地报道拆迁问题，此前基本是公开报道“盲区”。当时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因为报道批评了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的拆迁问题。

拆迁专题调研发生在2003年。当时我们发现，地方拆迁像农民负担问题一样，上升为基层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南京一起强制拆迁事件中，一名业主点火把拆迁办烧了。我们到现场回访，看到房子成为废墟。当时类似事件频发，从那时起社会开始反思拆迁征地制度。

这组报道对我触动很大。首先是因为揭开了基层社会主要矛盾的“盖子”，有历史价值。其次，报道发出后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今天说来轻描淡写，当时还是年轻记者的我感觉是“天大的事儿”，整夜不睡搜集梳理证据链，与被批评、被监督对象斗智斗勇。公正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最后，这组报道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对完善我国拆迁法规、妥善处理拆迁问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刘 江：你是怎么发现线索并介入的？

宋振远：当时我在新华社山东分社跑农村口，感觉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已在“三农”之外，其中基层正在浮现的拆迁矛盾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是一个推动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便与上海、江苏分社记者一起向《半月谈》报选题。编辑部召集开座谈会，还请了两位知名专家。

通过座谈，我们对全国拆迁和征地制度的“痛点”有了更深认识。整整跑了一个月，我们强烈感到，东部城镇化已经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拆迁矛盾正在急速积累，一触即发，如果不引起决策层重视，会像当年加重农民负担一样不断发生群体性事件，最终危及社会稳定和执政基础。

刘 江：与其他媒体相比，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应该保持哪些特点？

宋振远：任何一家媒体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主流媒体应该始终抓住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比如，从2000年初期，我把农村问题分成十大类开展调研，每一类都包含了最突出、最典型的问题。新华社的一些报道影响比其他媒体大，就是因为始终关注改革进程的主要矛盾，持续跟踪、深入挖掘，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和问题的解决。

主流媒体如何做监督报道？我结合这些年的实践总结了“四条底线”，即坚守事实监督、科学监督、建设性监督和安全监督。

具体讲，事实是媒体的生命，观点可能不同，但真相只有一个。同时，揭示真相的方法必须是客观的、科学的，监督报道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揭示真相的态度必须是建设性的，监督报道“对事不对人”才有公信力。此外，做监督报道要坚守个人安全底线，这要求记者既要注重人身安全，又要防止被批评对象“围猎”。

以《经济参考报》为例，近两年来我们策划一系列重磅“经参调查”，其中2020年推出的“青海‘隐形首富’非法采煤获利百亿破坏祁连山生态”的调查报道，因涉事重大且敏感，编发前我反复给记者王文志强调“四条底线”，并按“风险可控、效果可期”的原则修改完善，提前备好证据链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反调查。最终，此稿引起高层重视，包括一名副省长在内的10多名涉事干部被查处，彰显了国社报道影响力。

刘 江：做好舆论监督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

宋振远：首先是明确舆论监督的理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记者要“贵耳重目”，不能只当绅士，二者都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所在。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论述。

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常常把监督报道说成“负面报道”，事实上，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成绩与问题并存，反映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主流媒体搞舆论监督报道，批评不是目的，目的是推动工作和社会进步。记者要敢于直面问题、激浊扬清，同时批评性报道要注重事实准确、客观中肯。

其二，新闻单位要完善监督报道支撑体系。有了组织保障，记者才能有直面问题的底气，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为党和人民鼓与呼。

其三，记者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监督报道要力争让批评对象信服，如果有明显的硬伤，以偏概全甚至夹带私人情绪，都难以达到监督效果。

刘 江：舆论监督报道突出的难点是判断力，往往涉事者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矛盾如乱麻纠结，记者该如何面对？

宋振远：举个农民工子弟上学难的报道为例。当年，北京市有40万跟随打工父母的“流动儿童”，上学成了难题。

我们采访了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有2000多学生。他们1994年开始在京郊一片菜地里办学，曾被迫搬家十多次，校长跟我聊着聊着就掉眼泪。

我们随后采访区教委。开始，区教委领导振振有词称，必须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并摆出不安全、不规范、层次低等一大堆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吧？我就问他，这些学龄孩子怎么办？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学问题不是政府责任吗？这位主管领导说应该输出地政府管，不归输入地管。问题是，把这些孩子赶回老家，就由“流动儿童”变成“留守儿童”，远离父母谁来抚养和管教？

后来我们找市教委沟通。他们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必须正视，急需厘清输入地、输出地的责任，同时双方都应该尽责。接着我们采访教育部。教育部当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调研起草相关文件。

最终我们推出了一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调查”的监督报道，并提出了很多改革建议。很快，国家出台了关于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政策文件。

总结来看，记者要善于听取不同利益主体的多方面意见，进行综合判断，得出客观结论。好的监督报道，调研越客观，推动作用越大。

刘 江：三农报道的采访对象常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记者进行沟通和信息搜集时存在困难。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宋振远：首先，任何领域的报道都是有政策门槛的，都需要花点笨功夫打桩基。

比如，我当年曾暗访河南、山东两省虚报农民收入的问题。如果不能对农民收入结构有一个把握，就不能对农民负担进行测算。他只说了种植收入、养殖收入，其他没说，你就要追问。但前提是你要有认知框架，哪些是转移性收入，哪些是财产性收入等。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人家说啥就是啥了。

其次，记者要对农村改革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以节点时间、重要事件和事件评价为轴心梳理。这方面的积累越多，对未来的预判就越精准。

第三个就是要有群众观念，要接地气。到农村采访，要力争融入当地的文化和氛围。比如，不要自带水杯，穿着也要尽量普通，不要太光鲜，我通常会换上汗衫什么的。核心还是要拉近与农民的心理距离，坐一条板凳、喝一碗水。

专家型记者：仅有“记者的眼睛”不够，最好加上“学者的大脑”，“两者调研法”值得推广

刘 江：我理解，专家型记者的特点有二：第一，他要能找到最顶级的专家，第二他能够跟这些专家对话。我在编辑工作中，常常发现一个不好的倾向，有些记者把采访专家叫做“借嘴说话”，把专家变成记者主观判断的传声筒。你怎么看？

宋振远：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我特别喜欢和专家打交道。专家的优势是研判能力强，这恰是记者的短板。从前搞农村报道比较多，相关知名专家我基本都拜访过。

有一次跑城镇化调研小分队，我对编辑部领导提出，能不能尝试让记者、学者结对一块儿去调研。后来联系了时任国家发改委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我俩一起跑了三个省。

那次结对调研收获很大。我发现，专家的调查方式更专业也更科学。同样面对一个采访对象，专家关注的是顶层设计问题，思想框架很清晰，提问单刀直入，一听就是要搭架子；而记者更注重挖掘细节，往往是在细节上不断追问，容易迷失。调研了20多天，有问题随时讨论，双方都感到有启发。

刘 江：你当时还是个年轻记者，怎么能够跟一个资深学者形成对话？

宋振远：记者的优势在于掌握大量一线情况，这恰是专家的短板，要善于利用这一点。我那时候工作四五年，有一定积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专家就从宏观上解答，有时我会跟进提炼出更生动的观点，这样一来二往，便产生了“思想碰撞”。

刘 江：实际上我总觉得真正好的采访是信息交换，而不是单向索取。讲讲你与学者交往中的难忘经历吧。

宋振远：早在新华社山东分社工作时，有一次济南开了个城中村问题会议。我看名单上有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会长包永江，就主动敲门，一位年轻记者对一个基本国情问题感兴趣，他很意外。

我把对他的采访结合调研写成有影响力的报道。后来我们交往就更深入了，他给我介绍了很多“三农”专家，特别是当年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老同志，包括杜润生、陈锡文、段应碧等，后来像陆学艺等知名学者也成为“常客”。

正是在这些“有情怀有担当”的老专家影响下，我深刻领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真谛，并在一些改革发展问题上形成见解和判断。比如在土地制度改革的专题报道中，我受专家启发提出变“征地”为“征购”的政策建议。中国的征地拆迁制度，过去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左手计划、右手市场。一边通过计划手段从农民手中低价征地；一边又通过招拍挂的市场手段高价卖地。我把这种机制概括为“征地剪刀差”。在此之前，农村长期存在“粮食剪刀差”，农民通过上缴“公粮”和农业税费为中国发展奉献巨大。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这种“征地剪刀差”让农民的付出更是数倍于前。

在专家指导下，我还在报道中提炼过“农民工剪刀差”的概念。过去媒体曾披露珠三角一些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收入10年基本不变。这是一种固化的“农民工体制”，城市只留下他们的血汗，最终把病弱之躯又退回农村，他们无法在打工地享受养老、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年，上述问题有了较大改善，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记者的持续报道无疑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刘 江：听说你建立了一个农村问题数据库？

宋振远：算不上数据库，建立了一个“三农”问题框架和资料库吧，不断更新。比如，改革开放40年的农村改革历程，我参考了有些学者的阶段划分，但觉得他们太学术化了，我从新闻角度自己划分了6个阶段。

刘 江：网络时代可以随时查阅材料，个人建数据库还有意义吗？

宋振远：有意义。越是网络时代越是信息泛滥，经过筛选的信息才能凸显价值。信息需要过滤、梳理、抽取的再生产、再加工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自媒体把筛选、加工、再分发信息，做成一种新业态。

媒体融合：互联网只是高速公路，扼杀不了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反而为主流媒体扩大优质内容影响力、嵌入众多服务领域提供了可能性

刘 江：互联网每天有很多热点话题，但我见到的关于农民、农村问题的越来越少。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宋振远：必须承认，农村问题的权重有所下降。原因很简单，40年农村改革已消化了许多阶段性矛盾，“三农”问题在内容、结构上已发生很大变化。

但无论从推动民族复兴、应对世界变局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看，“三农”问题依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否则中央一号文件不会一直聚焦“三农”问题。从2021年开始，重心转移到乡村振兴上，但未来5年“过渡期”仍要保持扶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需要重点关注“返贫”、相对贫困、农村社保等问题。另一方面是“人的城镇化”问题。城镇化就是“化”农民，每年1000万人转化为市民，现在城镇化率60%多一点，实现现代化达到80%还需要20年。第三个是城乡土地改革，还有农业现代化问题。为什么食品安全突出？因为农产品的生产规模很小，一家一户没有标准化、规模化哪来的安全？

总体研判，“三农”问题里社会矛盾冲突在减小，但是发展、转型、现代化难题不是少了，而是比过去任务更繁重。总书记强调下一步城乡融合发展重点在县域，要让县委书记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这个怎么破题？值得调研。

刘 江：除了你刚才说的矛盾有所变化之外，三农问题被涉及少，与媒体的刻意选择有没有关系？

宋振远：有关系。在媒体艰难转型的时刻，许多媒体和记者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在下降，农村报道的生产力不足。另一方面，目前互联网泛娱乐化、过度商业化的特点，指望网络广泛关注“三农”这样的问题，不太容易。

正因此，主流媒体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三农”报道上生产更多优质内容，更积极地作为。“三农”问题转入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但我们的“三农”报道还没有真正转型。比如食品安全、猪周期、粮食储备和农村“三块地”改革等问题存在很多隐忧，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比如，电商崛起对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全流程的影响、对破解农业“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问题，还缺乏深入调研。

刘 江：互联网特别强调吸引注意力，“三农”报道应如何加强传播力？

宋振远：首先，优质内容即便严肃，传播效果往往也不错。比如前面提到的《安康脱贫摘帽记》，网上采用非常好。再如我以中央一号文件为主线、结合一线调研思考出版的《中国一号问题》一书，竟然一版再版，线上销售超出预期。互联网就像高速公路一样，基础设施修好了，上面跑各种车。只要车的质量好，就会跑得快。

挖掘“三农”报道题材，农村改革开放是一个维度，治理是一个维度，市场是一个维度，围绕这些不同的维度，传达有效的政策信息、市场价值、预期信号，都会有很好的采用。换句话说，无论题材如何，新闻产品本身的质量、深度更为重要。

“三农”报道也面临转型升级，原来那种样式、内容单一的报道没人看了，但是实践性、思想性、监督性的报道还是非常受欢迎。

其次，“三农”报道还是要强调问题导向。我倾向于围绕中央政策部署设定问题，然后在实践中求解、回答。现在当干部的门槛高了，要有所作为必须对政策吃深吃透，非常需要高水平的政策解读。此外就是热点、难点的报道，主要是第一时间发声，满足受众需求。

刘 江：你认为深度的严肃报道一定要有视频吗？要去抖音、快手开账号吗？

宋振远：我过去一度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是对立的，即便纸媒转向新媒体，永远也是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跑。现在我完全转变了这种观念。首先，两者确实是各有优势，不可替代。现在我们所说的新媒体，要么是自媒体，要么是像今日头条、腾讯这样的平台。平台的主业不在内容上，自媒体在内容上缺乏公信力。而新闻机构凭借专业性，批量化生产优质内容的能力依然是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道传播”。

举例说，《经济参考报》定位为一个优质内容生产的主流新闻机构，首先自己有微信公众号，数十万粉丝，可以率先传播一圈。其次，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客户端、新华网可以继续传播一圈。现在还入驻了今日头条、抖音这些平台，可以推送传播我们的优质报道。虽然纸媒本身的广告、发行在萎缩，但通过优质内容和多圈层传播，经参的品牌还继续保持公信力和美誉度。相应的，经参的经营收入近三年稳定增长，其中一年增长了80%。

市场倒逼我们转型搞一些媒体创意服务，但创意服务背后的支撑还是专业调研能力。经参现在的发展有几个方向：一方面开发经济智库服务，承接一些研究课题和项目，深度挖掘和拓展内容价值；另一方面，专门成立了财经短视频工作室，在抖音这类平台开设了经济参考报的账号。2019年我们聚焦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发了一个“其实我想说”的融媒体产品，采访了柳传志、曹德旺等知名企业家，脚本精良、采访深入，报道分为30秒、3分钟、8分钟的不同版本，传播效果非常好。其中对曹德旺的采访，在抖音上有3000多万次点击量，成为爆款。

刘 江：你总结生产短视频的规律有哪些？并请你总结下传统主流媒体的融合优势。

宋振远：现在平面内容的可视化已经是必选题。为了保证产量的需要，有些环节我们采取了低配的方式，用手机拍。我们发现，受众有时更关注视频新闻内容，对画质的要求并不那么高。脚本的写作非常重要，必须要研究企业家的人生节点、创业节点，这恰是我们记者的强项。此外，高端媒体技术的运用，要及时借助外力。

从一般新闻实践看，文字转视频的门槛并不如想象的高，很多企业家反馈说，接受了很多采访，但还是觉得经参有深度、有价值、有视角、有胆量。

我通过媒体融合实践形成了一个新认识：新媒体决不是替代传统主流媒体，而是倒逼后者迭代升级，为传统主流媒体实现融合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当前，新华社正在聚焦“建设什么样和怎么样建设新型主流媒体”这一主题开展大讨论，努力在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实现“三大突破”。我们的对策应是扬优势、补短板、调结构、促发展。特别要强调，在“补”新媒体技术短板的同时，更要“扬”优质内容的生产发布优势，做到这些，新华社就能够在“新赛道”上继续前进。

刘 江：最后一个问题，我看你的“三农”报道，常常感受到其间有情感的迭宕。你为什么有三农报道情结？这种情感驱动对于一个记者有多重要？

宋振远：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有情感底色的，这决定了思维方式和路径。我一直坚守“三农”报道不动摇，首先因为出生在农村。1984年山东老家土地承包前，我实际上长期处于半饥饿的营养不良状态，上高中时常常只能吃地瓜煎饼配咸菜。毕业就职于新华社山东分社农村采访室，便由过去对农村、农民自发的情感认同，转为自觉的履职尽责。

在一线当农村记者时，由于农村改革处于改革开放的核心地带，这个过程对我的锻炼成长十分重要，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国情思维，这种思维成为观察中国问题的逻辑起点。

多年实践告诉我，新闻记者要锚定“一专多能”的成长目标，首先做好“一专”，持续在一个领域下足功夫，力争成为专家型记者。否则，记者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飘来飘去，一辈子忙于“马后炮”式的记录，很难完成从记录者向瞭望者、推动者的转变，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完成这样的质变，一个记者最终才会无憾无悔，觉得一辈子搞新闻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