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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援鄂白衣天使造像

原标题:为援鄂白衣天使造像

奔赴战“疫”一线武汉,为援鄂白衣天使留像,从一个热血沸腾的计划,变成了眼前一摞实实在在的硬盘。能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罕见的摄影工程,让李舸备感欣慰,“4.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的肖像,基本拍摄完毕,我们不敢说做到了全覆盖,但是至少做到了98%-99%,极个别的一些正在补拍。”

2020年2月20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李舸领队,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原主任刘宇,中国摄影报副总编辑柴选,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网络信息处编辑陈黎明组成的小分队,坐上从北京到武汉的高铁。10天后,中国摄影家协会影像中国网主编曹旭加入。用李舸的话说,5人“并肩战斗”,每人都身兼数职。

40多天里,5人小分队协同湖北、河南两省摄影志愿者小分队,以及数十家媒体赴湖北抗击疫情一线的摄影记者,组成60多人的摄影团队,为每一名驰援的“天使”拍摄一张肖像,为战“疫”记录,为国家存档。

一张张带勒痕的面孔,一双双坚毅的眼睛,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数万张不加修饰的“最美”肖像,成为举国上下携手战“疫”最真实的写照。

长时间、高强度、大压力的工作,已让医护人员备感疲惫,选择什么时候才能保证拍摄顺利进行,还能不增加摘下口罩的感染风险呢?刚到武汉时,四人分成两个小组,刘宇和陈黎明结伴,计划先去收治重症患者的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拍摄北京医院和湘雅二院的医护人员。拍摄点定在更换防护服的小房间,进入病房前穿戴防护装备要经过13道流程,经过感控人员的严格检查之后,再穿过5道隔离门,才能进入污染区。

李舸发现,在医院有两个拍摄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医护人员从病房交班出来,吃饭前的空隙,吃饭总得摘下口罩;再有一个就是从病区出来后进行消杀,进入淋浴间的前一刻,会把口罩扔到垃圾桶里。李舸计算过,每人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拍摄时间,但真正摘下口罩拍摄时可能只有几秒钟。大量时间都在等待医护人员换班中度过了,一天只能拍30多人。

刚到武汉那几天,摄影师每天要在医院里“泡”十几个小时,但个人防护装备却很“业余”,浴帽都戴上了,连医护人员都说:“我们每4个小时就换班了,你们待这么长时间,太危险了。”

后来小分队转战医疗队驻地拍摄,那里人员比较集中,条件也好些,效率大大提高,陈黎明一天最多拍摄过170多人。

除了拍摄肖像这一“规定动作”,陈黎明还增加了一个“自选动作”,就是给每名医护人员录制一个小视频,面对镜头回答:疫情结束之后,您最想做什么?或者,您最想对家人说什么?很多次,一听到这个问题,医护人员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有的说“想和爸爸妈妈吃一顿团圆饭”,有的说“拼我刚买的乐高积木”,还有的说“答应儿子的旅行一定要补给他”。有个护士不知说什么好,同伴出主意,你也和宝贝说一句话呗。她说,不能和我说孩子,提起来,我就想哭……

“我在家不欺负弟弟,处处让着弟弟……”拍摄西安交大二院护士的时候,看到一位护士7岁儿子写给妈妈的信,刘宇忽然泪流满面。这位有着海外战地记者经历的前新华社记者到一边缓了半天,才继续开始工作。

李舸遇到过一位福建医生,是那种很刚硬的汉子,“他从病房出来,看到我们正给护士拍摄,觉得那是女孩子喜欢的,嘴里嘟囔着,不屑一顾地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看我们还在等,就说那我也录一下吧。结果他刚说到:‘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突然失声痛哭,后来哭到不能自已,实在录不下去了。”李舸看见他蹲在垃圾桶边上仍然泣不成声,最后站起身摆着手说了句“对不起”,缓缓走向通道拐弯处。

当医护人员真情流露时,摄影师们的手也在颤抖。工作的时候,大家的眼睛经常是湿润的。曹旭记得一次拍摄陕西医疗队时,护士们向他们坦露了心里的无助:传染病最大的伤痛在于,如果一个人最后没有被救回来,他被送进医院的那一刻就是跟家人的永别,所以到最后家人会写一封信,请护士读给临终的病人。很多时候,病人本来已经失去意识了,可是听到读信时还会流下眼泪。

拍摄时,大家尽可能营造相对轻松的氛围,希望医护人员能够在救治患者之余,稍微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很多医护人员说,来武汉已经一个多月了,这种交流和释放是他们从没遇到的,也是最需要的。这是让李舸最欣慰的事,“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和相机、手机已经不再是陌生人和冰冷的设备了。有不少医护人员加了我们的微信,希望早一点看到照片”。

17年前,曾在抗击非典中深入ICU病房十几天的李舸,自认为是“见过一些生死的人”,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见证了新中国近20多年来发生的“大喜、大悲、大事件”,但他说:“这一次收获太多感动,每一天都在流泪。”

“这一次跟我们以往任何的采访或者摄影拍摄都不一样。”在李舸看来,这是心贴心的交流。在援鄂的4万多名白衣天使中,90后、00后的年轻人有1万多人,“这么一个小小的拍摄窗口,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情感释放的空间,很多医护人员说他们非常非常珍惜”,甚至还有人在录视频的时候感觉没准备好,事后还问能不能再补录一次,因为“还想再说一句话”。

面对镜头,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副主任护师黄小丽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希望自己主管的几位患者早点好起来。说到12床的阿姨早上无助地握着她的手哭,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只可惜时间太少了。”柴选说,为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的4.2万名队员拍摄肖像的大工程,让我们见识了4.2万余张可爱可敬的面孔,听到了4.2万多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更经历了4.2万多次情真意切的感动。

几乎每一位援鄂医护人员的手机里,都保存着自己和患者的合影,这些照片有的来源于同事拍摄,而更多的是来自患者们自己的手机。疫情期间,医患之间的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深深打动了李舸,他以“你是我最牵挂的人”为主题,为医护人员拍摄了一组特别的肖像。照片定格的是这样一个画面:医护人员面对镜头,翻出手机中为患者诊治、送患者出院或者埋首工作的瞬间,利用几十秒摘下口罩的时间,让自己毫无遮挡的面容与最牵挂的患者同框。拍摄的是一个瞬间,见证的却是一段历史。

“看似很普通的肖像,我们的拍摄条件也很简陋,但是我相信每一幅影像背后一定传递了一种精神力量,也许很多年之后,这些年轻的医护工作者回想起来,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件有担当的事儿,在他们的一生中,这抹亮色会永远存在。”

拍摄一个100多人的医疗队,整理照片时经常会有一两千张,如今照片已达海量规模。除了拍援鄂医疗队,陈黎明还尽可能为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多留几张照片,“他们同样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而且承受的压力可能更大”。

“你们的到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终于看到战友们长什么样了。”白衣天使们说。陈黎明把这看作对自己工作的一份温暖的馈赠,他曾经拍摄过一支来自吉林的医疗队,是由48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临时组成的,即使来自同一家医院,大多也在不同科室,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全副武装,也许直到分别大家都见不到彼此的脸。

拍摄工作到底能给医护人员、给武汉人民带来什么?下火车的那一刻起,陈黎明就被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震惊了,在武汉长大的他反复问自己。直到一天天过去,在白衣天使们的脸上找到了来到这里的意义:尽自己最大努力,让镜头前的每一位战士都留下最自信的模样,为这段历史定格下一张张可敬的面孔。

刘宇记得,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试拍时,一位刚从重症病房换班下来的小护士说,哎呀,现在太丑了,能不能把我拍得漂亮点?当时他们回答,你现在就是最美的。

如今,这些数以万计的“最美”肖像照,正在全国5万多个大屏幕上展示。

“真希望将来能用这些照片建一堵英雄墙,让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刘宇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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