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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现场就是最好的训练场

1月27日下午,我接到主编的电话:有个机会随北京援助湖北医疗队去武汉,你去不去?报社绝对不勉强,你好好考虑。

  能去武汉,当然要去。作为记者,尤其是跑医疗口的记者,这是一个绝对肯定的选择。但最开始我是犹豫的,并不是恐惧病毒,我一直相信只要科学防护,人体不会被轻易攻陷。但我害怕自己hold不住现场:我平时几乎不出差,主要负责北京区域的新闻,虽然跑了几年医疗口,但从没遇上这么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没有任何前期的资源积累,我能写出让自己满意、让读者认可的作品吗?

  最终,去现场的渴望压过了一切自我怀疑,我装上所有的口罩,胡乱抓了几件衣服,踏上了去武汉的路程。

  现实和我预想的不一样,作为医疗队随队记者,为了降低院感风险,医疗队所有人包括媒体,一律禁止离开驻地。

  医疗队的工作节奏极快。到武汉后,第二天开始建立管理架构、组织全员培训、实地查看病区,第三天和第四天就开了两个病区收治患者。一开始,我要用上全部的精力去记录动态,随着医疗队工作步入正轨,有价值的动态消息相对减少,我也想开始尝试更加深入与厚重的报道方式。

  在武汉,我主要尝试了两个方向的报道。一种是解释性报道:对于新冠病毒,人们知之甚少,而医生离患者最近,他们的专业知识,能解答很多大众困扰的问题。比如新冠和SARS到底是什么关系?核酸检测结果是绝对的吗?血浆疗法到底多神奇?那段时间,我疯狂“骚扰”一切能说上话的专家,每天聊新冠病毒聊到深夜。慢慢的,我对新冠病毒越来越了解,有时候他们也会感到惊讶:一个业外人士居然懂这些。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大夫们的关系在发生变化。一开始,我的目的性很强,将他们约出来,就是为了找出具体的答案。他们对我来说,就像一本参考答案。慢慢的,我们开始有一些不带目的的交流和讨论,一些新的认识与选题,就在这样的讨论中形成了。

  另一种,是纵深感较强的特稿。普通报道围绕一个主题,可以有多种内容组合的方式。但能否写出一篇像样的特稿,角度的选择、认识的深度、逻辑框架的搭建、节奏的掌握、细节与故事的挖掘等都有可能成为制约因素。这几年,在同事的帮助下,自己一直在努力尝试写这类稿子,但是总觉得还有不少瓶颈,产出并不高。到了武汉,我接触到的全是一线的医生和初入院的患者,当我向他们走近,那些瓶颈突然不攻自破了。

  利用日常采访的机会,我默默收集了很多患者的联系方式。我想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便给他们挨个打电话,哪怕是最没有“新闻点”的感染者,他的述说都深深触动我;

  医疗队迎来“满月”时,我找很多人聊他们看到的变化与遭遇的困惑,根据他们的讲述,我写出了《驰援武汉30日——非常时期的北京援手》;

  《武汉隔离病房里,看不见的战役》这篇稿子我写了整整1个月。一开始,只是对一位心理医生进行专访,觉得这个选题可以继续深挖,便开始采访更多的医生和患者。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总觉得还有补充的空间,就这样一个个约、一点点补。这篇稿子让我明白,当你觉得“血肉”不够丰满时,不要紧盯着现有素材不放,而要老老实实去寻找其他素材。

  当医疗队迎来第2个月,我准备换一种报道的方式。我把医疗队的简报翻出来,结合前期从大夫们口中了解到的信息,列出了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形成一条核心的逻辑链,然后分出10个小主题,逐个采访。到这时,我已经很习惯用故事与细节而非概括来叙事。我很喜欢采访宣武医院的李艳医生,她记忆力绝佳、内心极丰富、幽默感十足,每次和她聊天,就像在金矿里挖宝;我也很喜欢世纪坛医院的丁新民主任,他虽然不擅长表达,但非常认真、直白、坦率,令人信赖。

3月31日,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北京医疗队完成65天的支援任务,踏上归程。新京报记者戴轩(左) 和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臧学峰(中)、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苑晓冬(右)合影。

  在武汉的65天,我目睹了这座城市是如何扛住了病毒的侵扰,也完成了自我写作的变革。不管在什么样的叙事中,我们最终想看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类如何与外界发生关联,这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坚强、有脆弱、有正义,不论如何,这就是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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