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与汉代思想在西域的传播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一处夫妻合葬墓，墓主尸体保存完整，身着的华丽锦服也完好如新。其中，男性墓主右臂绑有一块色彩鲜艳的锦护臂，即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墓葬年代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距今已1800多年，越千年而不朽，令人叹为观止。

五星连珠的祥瑞之兆

该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织锦为面料，用白绢镶边，两长边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锦图案总体采用山状云作骨架，沿织锦纬向连续铺展。纹样题材异常别致，自右至左依次织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围绕这些“大瑞”纹样的则是景云、嘉禾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文字巧妙地列置其中，表达祈佑祥瑞的寓意。彩锦以红、黄、蓝、绿、白五色经线显花，以五个不同颜色的圆点代表五星；以吉祥语文字和祥云瑞草、祥禽瑞兽组成一个上下宽约7.2厘米的图案组合，沿经线方向重复循环。此锦采用1：4平纹经重组织，整个图案不分色区，均以红、黄、蓝、绿、白五色丝线织成，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图案经向循环有84根夹纬，7.4厘米，远远大于普通的汉锦。研究表明，这是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蜀锦。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星占学上常见的占辞。《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汉书》《晋书》《隋书》《新唐书》天文志以及《开元占经》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五星”在古代指岁星、荧惑、镇（填）星、太白和辰星。秦汉以后，因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及中原，即四裔之中的华夏地区。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五星共见于东方，利于中国。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五星聚合一处的天象非常罕见，因而引起古人的好奇与重视，把这种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认为是天降祥瑞，大吉之兆，如《文献通考》就有“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之说。

该织锦制作考究，工艺精湛，色彩绚烂，精致无双，是汉代织锦技艺的最高代表。这类风格和题材的织锦，在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其意蕴深厚，内涵丰富，是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逝者越千年存其身，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织锦是早期出土文献中所见最远的“中国”，也是西域地区出土最早的“中国”。“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凝视织锦，透过闪烁着文明光泽的历史碎片，穿越千年时空，令人遐思无限。

汉伐南羌的史料佐证

该护臂上织有隶书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同出还有一件“诛南羌”织锦残片，经比对，二者为同一锦料的两块断片。通过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表明，铭文可以连续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

文字押韵工整。纹样风格酷似“五星”织锦的另一块织锦（现藏于英国）上织有“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二者内容相似，年代也应近同，可以佐证和对读。

铭文意思是说，五星同时见于东方，利于中原王朝征讨南羌的军事行动，表示此次伐羌必得成功。铭文叙事的中心为“诛南羌”，其中心思想和基本落脚点在于“四夷服”，即四裔安定天下太平，这也是“利中国”的深层次含义和真正内涵所在。通观全文，其基本立意是以天降祥瑞之兆利于中国寓意吉瑞和吉兆，是汉王朝祝祈讨羌行动的顺遂和四夷臣服，以期“与天无极”，系祈寄祥瑞之词。

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同时代的相关出土文献来看，其文本的内涵还可以有进一步深入发掘之处。

与织锦铭文内容可能有联系的史事，是《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的西汉王朝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时，先零等羌族部落联合反汉，老将赵充国领兵伐羌，恰逢五星连珠天象出现，汉宣帝认为是天降祥瑞，于是颁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史籍记事与织锦铭文吻合，措辞也相近同。“蛮夷”即锦铭的“南羌”，指居住在以河湟地区为中心的羌人。这为确定织锦的年代提供了参照。

赵充国征服西羌后不久，匈奴也归顺汉朝，织锦铭文的“单于降”，应指匈奴降汉之事。这更进一步证明，锦铭记事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载伐羌之役密切相关。

织锦上所织云气纹、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等，皆系典型的汉式图案。铭文文字系标准的汉隶。“四夷服”等类似文句亦屡见于汉代铜镜铭文；“与天无极”在出土的秦汉瓦当中多见，如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千秋万岁，与天（地）无极”等。铭文整体立意与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瓦当“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近同，措辞也相近。这些皆可以证明，织锦的年代应为汉代。铭文记事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载伐羌之战有关，具体年代应在汉宣帝讨伐西羌之时，即公元前61年。总之，“五星”织锦是汉军出征西羌的重要见证。

阴阳五行在军事上的运用

《史记·天官书》记载，在汉高祖刘邦入咸阳的次年五月，曾出现过五星连珠的天象（“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赵充国率军平西羌叛乱，汉宣帝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术语用于督促、鼓励对羌人作战的诏书中，更进一步说明汉王朝对这种奇特天象的高度重视，将“汉之兴”附会于五星聚会天象的出现；同时也可见皇家对星占术的绝对话语权，以及当时天文星占对汉帝国军国大事决策的重要作用。织锦铭文应即当时汉王朝强调天人合一、皇权神授、王朝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以及独尊儒术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织锦五色“青赤黄白绿”（其中，绿色应代表黑色，或因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对应，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淋漓尽致，独具匠心。织锦上的茱萸花纹、云气纹、太阳太阴（即日月）也是当时神仙观念的体现。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兵家和阴阳家皆系重要流派。阴阳学派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创始人是齐国的邹衍，其思想和学说的核心内容为“阴阳五行”。“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五行”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强调整体概念。两者互为辅成，五行必合阴阳，阴阳必兼五行。“阴阳五行”说将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建构了规模宏大的宇宙图式，尝试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这种思想在秦汉时期广为流行，如《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都是直接受邹衍学说的影响。

兵阴阳家是兵家的四大流派（《汉书·艺文志》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之一，是用天时、刑德、五行来预测战争的吉凶，属军事数术范畴。《汉书·艺文志》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颜师古注：“五胜，五行相胜也。”顺时、刑德、五胜，表明兵阴阳家实即阴阳五行思想下的多种术数形式在军事中的运用；“假鬼神以为助”，即一切借助鬼神的方术在军事上的应用皆可以归入兵阴阳的范围。兵阴阳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种军事术数，诸如卜筮、占星、占云气、占梦、祭祀、禳祷、诅咒、厌胜和形形色色的杂占、巫术等，又与以往的军术不同，是阴阳五行化的军事术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军事术数史进入到新的阶段。

兵阴阳思想学说在战国时期即开始流行，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即为代表和典型。秦汉以后，五行说普及，兵阴阳思想学说在汉魏时期得到进一步推广传播，影响也进一步扩大，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刑德》、沅陵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盖庐》、银雀山汉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甘肃敦煌汉简《力牧》等，皆系此类文献；张良、范增、李广利、张角、诸葛亮、李傕、司马懿、沮授等人，皆属兵阴阳家。

总之，五星作为天文星占学术语，实际上与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密切相关。织锦文字虽系祈寄祥瑞的吉语，但从本质上来讲，作为汉军出征西羌的实物见证，织锦铭文是汉代兵阴阳思想在伐羌战争中的实践和运用，其内涵与汉代流行的占星术和兵阴阳思想有关，反映了当时天命神权、天人感应观念的流行和谶纬之学盛行的社会现象，是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汉王朝与西域的交通往来

“五星”织锦出土时绑缚于墓主的右臂，和弓箭、箭箙、短剑鞘等物品放置一起，说明它应该是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的实用物品，其用途与军事实践密切相关。织锦出自远离中原的尼雅遗址，可见当时兵阴阳学说和思想已流传到西域地区，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的兵家思想传播到西域的重要实物与文字证据。

尼雅是西域古国之一，古称精绝国，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一个城邦，地处东西交通的孔道，战略位置重要。《汉书·西域传》：“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厄狭，西通扞弥四百六十里。”《后汉书·西域传》：“自鄯善踰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在连接中原和西域的河西走廊西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也有关于精绝国同汉朝往来的记载。4世纪，这个在丝绸之路上曾经繁荣一时的绿洲小国悄然湮没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其宏伟繁华的都市尼雅也从此沉睡于大漠深处。

尼雅遗址墓葬出土锦护臂的主人系精绝国王继承者，年代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而织锦铭文反映的是汉宣帝时伐西羌的战事，明显早于墓葬的年代。“五星”织锦因其特殊的设计思想和祥瑞内容，加之特殊的祈愿目的，其设计织造应由汉代皇家织室和服官生产制作，其用途也应非同寻常。这件珍贵的织锦是如何流传到昆仑山下的丝路绿洲城邦精绝国的呢？学界一般认为，是当时汉朝中央政府给予西域附属小国王公贵族的赠赐封赏。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王朝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精绝国系汉代西域36国之一，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五星”织锦应于西域都护府设立之时（神爵二年）被赏赐给精绝国，系西汉朝廷的官方赏赐品，见证了西域都护府设立的历史。

织锦图案花纹清新醒目，祥鸟、瑞兽、白虎走动于云气、星际之间，显示着一种强大的信心和力量。作为民族交流与融合的象征，“五星”织锦这件透着祥瑞之气、带有神秘色彩、充满象征意义的赏赐品，备受精绝贵族的珍视，世代相传。正是由于此织锦的产生与铭文内容皆与兵事密切相关，故精绝国贵族将其制作成引弓射箭用的护臂（系于射手前臂用以保护臂部的护具），可谓物尽其用，名实相符。精绝国王继承者死后将其随葬，可见他们对于中原与西域关系的珍视。

物品的流通反映了中原汉王朝与西域诸邦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锦护臂本身的文字记载，系西汉王朝与羌人和匈奴等四裔民族交流融合的明证，其出土地点又明确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民族的交融，是汉朝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物证之一，为研究秦汉时期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典型案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重要见证。

“五星”织锦通过色彩、图案和文字把天文、史实和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等巧妙地融为一体，不仅是一件尘封的历史遗物和无声的文字符号，也体现着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承载着遥远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特殊魅力，彰显了西域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方寸之间，浓缩了历史，凝结着文明，是名副其实的丝路瑰宝，“五星”织锦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享誉中外。

通过文字叙事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揭示古史的奥秘，解读文明的密码，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传承中华文明的基因，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