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挂云帆济沧海 ——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际红十字组织合法席位70周年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际红十字组织合法席位70周年。回望过去70年历程，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依照中国批准的日内瓦公约及加入的附加议定书，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其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抚今追昔，鉴往知来。中国红十字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依法履职尽责，深化改革创新，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建国初期我国外交工作的重大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际红十字组织合法席位始末
新中国成立后，尽快恢复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的一些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1952年7月13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承认日内瓦四公约。1952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会议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组织中第一个恢复合法席位的团体，这是建国初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
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是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创建于1904年。1907年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1919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加入红十字会协会（1991年改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1933年，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红十字会面临着一次重要政治抉择。当时，旧中国红十字会部分人员随会长蒋梦麟去了台湾，也有人去了美国，秘书长胡兰生带领部分人员留在了上海，维持了机构的存在。1950年，胡兰生等7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红十字会。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政府决定，鉴于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而不是接管的方式，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1950年8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红十字会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周恩来总理还对《中国红十字会会章》作了亲笔修改。这次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加强同国际红十字组织的联系。1950年7月，红十字会协会给我方来函，邀请参加红十字会协会第21届理事会。9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电告红十字会协会：中国红十字会已完成改组并决定派代表参加红十字会协会第21届理事会。
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红十字会协会第21届理事会在摩纳哥蒙特卡罗举行，中国红十字会派出以李德全为团长的5人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后第一次参加国际红十字活动。会议选举产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国当选为执行委员。
1952年2月，加拿大红十字会致函中国红十字会，邀请参加于该年7月份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国际红十字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就参会事宜请示周恩来总理，获周恩来总理原则同意后积极筹备相应事项。6月，外交部国际司接到加拿大红十字会来电，称大会也将邀请台湾当局代表出席。6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致电加拿大红十字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麦考雷，并转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主席庞塞，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红十字会业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承认为唯一全国性的红十字会并正式参加了红十字会协会的一切会议。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才有资格代表中国和中国红十字会出席国际红十字大会。因此，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以外的任何人冒名代表中国和中国红十字会出席国际红十字大会将违反国际红十字章程和大会细则，以及第十七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所通过的承认各国红十字会之条件的决议案，因而是完全非法的。”7月11日，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复电。复电在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按有选举权之正式成员被邀请参加大会的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的同时，称台湾红十字组织因实际尚有红十字活动而被邀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大会。
7月24日，我国代表团抵达多伦多后即获悉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决议：因我方及台湾方面均在各当地实际行使政权，故两方政府代表以“平等”地位被邀参加本届大会，并称仅因台湾红十字组织未正式申请承认为全国性红会，故以观察员资格列席大会。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苏井观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发出抗议书及联合声明，称该决议不仅违反国际红十字会章程和一切国际惯例，而且是对大会合法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中国人民的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严重抗议常设委员会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和完全非法的决议，并坚决要求立即撤销该决议。
7月26日，大会在多伦多举行，7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红会代表团以及红十字会协会代表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参会。会上，苏井观、李德全多次申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全国性的合法的红十字会，要求驱逐非法的台湾当局代表。他们的发言和书面抗议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支持。7月28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参会代表激烈争论，一些代表认为邀请台湾方面参会是“不能允许的”。最终，大会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国红十字会为全国性政府及全国性红会。7月31日，台湾当局代表声明退出本届大会。
中国红十字会在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取得的胜利向全世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斗争的一次成功范例，在国际组织中维护了我国合法地位和正当权益，打击了敌对势力敌视和孤立新中国的图谋，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促进世界和平的光明形象。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档案整理）
没有硝烟的战斗
高中华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一个新中国的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而参加国际组织就是一条重要渠道。而这个工作则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斗争，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融入国际社会的特点。
中国政府深知恢复本国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国际组织合法席位的重要性。1950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分别致电红十字会协会秘书长鲁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杜旭沙，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公开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动加入国际组织的积极姿态。
1950年8月，周恩来获悉同年10月将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召开国际红十字会第二届国际会议，建议派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并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此事，得到中央书记处的同意。
10月16日至18日，红十字会协会在蒙特卡罗举行第21届理事会，有68个会员国代表出席。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由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事伍云甫为代表。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改组后第一次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也是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第二次出席世界性会议。大会选出了中国等12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国当选为协会执行理事。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取消了中国旧政府系统即台湾方面红十字会的非法席位。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派员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例行会议。李德全先后率团参加了1951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1届理事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12月的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
1952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70多个国家红十字会派员参会。经过激烈斗争，在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红十字会的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中的合法席位，成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斗争的一次成功范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
（原载于2021年第7期《百年潮》，本文有删节）
赋诗一首
张希林
风云叱咤立乾元，
仰止高山慕世贤。
启后承前千古事，
魂凝经纬一帆悬。
注：经纬即一横一竖，寓红十字之意。
周总理的红十字往事
沈传亮
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完成改组，走向新生。其间，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中国红十字会会章》，明确红十字会性质和工作方针，并亲自领导了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在红十字国际组织中地位的斗争，利用接见应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来华访问的国外红十字会成员的机会介绍中国发展情况，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会国际交流事业的发展。
“中国红十字会尚有些社会基础，特别是医院及卫生人员，我们必须予以接管和维持，而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苏联及东欧国家也都在内，他们需要我们参加进去，故我们在开全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时，即决定改组该会，胡兰生当即表示接受。现改组已完成，拟推李德全、伍云甫二人前往出席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大会。特报。”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完成后，周总理亲笔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出席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事宜。
事实上，在中国红十字会尚未改组之前的1950年4月28日，周总理就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国际红十字协会秘书长鲁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杜旭沙，否认国民党集团的所谓“代表”。这是周总理为争取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地位采取的第一步措施。
1950年9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按照周总理指示，电告红十字会协会，要求恢复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席位，并派代表参加10月召开的红十字会协会第21届理事会。1951年3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吕格来华访问，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等就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等问题进行了会谈。1952年，周总理以外交部长名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1949年《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公约》等4个日内瓦公约，为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际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2年7月，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两个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我方代表团经过反复斗争，挫败了某些国家企图使台湾的所谓红十字会“代表”参加大会合法化的图谋，迫使其退出大会。同时，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有利于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1955年10月12日，周总理接见了受邀请来华访问的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格·阿·米捷列夫、乌克兰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瓦·阿·潘钦科和白俄罗斯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彼·伊·巴拉涅斯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参加会见。1956年6月24日至28日，日本红十字会来华访问，与中国红十字会就日本战犯问题发表联合公报并举行签字仪式。6月27日，周总理接见了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代表。日本三团体代表对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犯和中国红十字会对这些被释放的日本人所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1957年3月12日，苏联政府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全部设备无偿赠送给中国。当天举行了移交仪式。仪式举行前，周总理、北京市市长彭真接见了该医院的苏联专家，并同他们合影留念。移交仪式上，李德全代表周总理一一给苏联专家佩带了“中苏友谊万岁”纪念章。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往来，而且有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制裁。
（原载于2008年第2期《百年潮》，本文有删节）
李德全与红十字人道外交
江亦曼
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改组，总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历尽沧桑的中国红十字会以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的崭新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李德全同志接受周总理聘请，担任了改组后的第一任会长。
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对外交往工作面临很多问题。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国际性组织，充分发挥民间外交作用，为宣传新中国、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李德全的积极努力下，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电告国际红十字组织，要求恢复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席位，并于1952年7月，在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成为中国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
李德全还代表红十字会出访多个国家，充分利用红十字会独特的国际地位，广泛开展民间外交，通过各种机会宣传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1年，李德全在国际红十字会执委会上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美军在朝鲜的暴行，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止美军在朝鲜屠杀人民的行为。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争，李德全代表中国红十字会，率领由医学专家、生物学家及社会各界人士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争罪行调查团”和由各国权威人士组织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进行实地考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朝人民的罪行，引起了各国人民对美帝的强烈义愤和严正谴责。接着，李德全出席了第18届、19届国际红十字大会，痛斥了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统一。
50年代初，我国决定通过“民间外交”的途径，逐步开展与日本的友好往来，中国红十字会是最合适的民间团体。1954年，中国红十字会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的率领下访问日本，首次叩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十字会都发挥了中日交往主渠道的作用。中国红十字会帮助近3万名羁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回国，收集送还了3000多具日本人的尸骨返乡，协助1000余名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他们中有不少人为促进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李德全还组织国内力量开展国际援助。仅在改组后的头十年，中国红十字会就救济了38个遭受自然灾害和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灾民，接受救济的国家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体现了大国担当，促进了民心相通。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