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对新时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本文所指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主要是全国社科院、社科联系统主管主办的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以及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版学报。其中，前者数量相当有限，各省市、自治区一般不超过2—3本，质量上也大多旗鼓相当。后者则体量相当庞大，质量参差不齐。我们重点关注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的头部期刊，其体量大约在100种左右，社科院、社科联系统主管主办的综合性期刊和高校系统主管主办的综合性文科学报差不多各占半壁江山。
笔者首先讨论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特殊定位的问题，然后讨论与其他专业性期刊共同面对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历史性重塑的问题。
在承担时代使命中明确方向和深化特色
学术期刊，说到底只是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展示平台。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定位，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学术自身的基本性质和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意味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整体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意味着始终承担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全过程，并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立足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的新的历史方位，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根本遵循。概括而言，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在历史上渊源有自，而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甚至在影响人类社会未来前进方向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历史起源上说，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一部分肇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感召，更多的则发端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中。从精神气质上来说，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都有紧跟时代步伐，贯通人文和社科领域，整体性地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学术抱负。
随着人文社科学科建设的深入推进，学科分化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导性的趋势，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专业性学术期刊和“集刊”形式的同人刊物不断涌现。与此相应，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则日益呈现出所谓“全散弱小”的疲态和“千刊一面”的同质化趋向，不仅由此饱受诟病，而且深刻感受到了是否有必要存在下去或者能否生存下去的行业性危机。有学者和办刊人就明确而“善意”建言，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应该向“专业刊”全面转型。
但在笔者看来，由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并且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相比于其他文明形态更远大的前途目标。因此，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一种对人类社会生活进行总体性思考和把握的综合性取向。也因此，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方向，应当特别注重和加强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阵地作用，警惕片面学习西方单向度地发展专业性社科学术期刊，应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实际上，所谓综合性期刊“同质化”和专业性期刊“碎片化”的标签式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十分外在和抽象的理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及问题领域，往往都是综合性的、复杂多面的，无论是综合性期刊还是专业性期刊，都会在不同的层面遇到极为相似的以相对“专业”的方式处理同样相对“综合”的对象的问题。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头部期刊，对所刊发的论文既有很高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要求，同时又有很高的“思想性”和“时代性”要求，需要作者在深入扎实的学科专业研究基础上，对富有时代特点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贡献实质性的学术创新和思想创见。
因此，尽管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之间仿佛特色和个性并不鲜明，但作为一种类型的学术刊物，在研究尺度和学术风格上，与专业性社科学术期刊的区分度还是十分明显的。而这一点不仅不应该被看作综合性期刊的短处，恰恰相反，应该是需要着力加以发挥的长项。只是，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确需要下大力气不断提高自身发文的学术底线，以不低于专业刊的专业水平坚守综合性期刊的旨趣与风格。同时，还要尽可能在综合性期刊的整体阵营中确定自身的位置，既避免以去同质化的名义剑走偏锋，也避免以某种小生产者的心态各自孤立地面对时代和学界。总之，在笔者看来，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特色化发展的大方向，不应该是综合性期刊之间的差异化，而应该是具有较高品质的综合性期刊集群或者说综合性头部期刊，自身构成一种特殊的气质类型，以同这种期刊气质类型相匹配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旨趣来引领和服务于学界，理解和参与时代的发展。
积极参与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历史性重塑
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所赋予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之外，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另一个重大历史背景是，当代中国正在展开一场意义深远的学术评价体系改革。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根本目标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20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更为具体地提出从加强教育系统党的政治建设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高度，坚决纠正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平台评审、科研奖励、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导师遴选、学位授予、绩效分配、学校考核、资源配置等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唯论文”现象。
2021年5月18日，中宣部、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重点强调了要“完善学术期刊相关评价体系”，明确提出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完善同行评价、定性评价，防止过度使用基于“影响因子”指标等定量评价方法评价学术期刊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同时提出要引导相关单位在学术评价、人才评价中准确把握学术期刊的评价功能，防止简单“以刊评文”、以“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评价学术期刊及论文质量，反对“唯论文”和论文“SCI至上”等不良倾向。
上述文件精神和政策举措，无疑将对中国学术生态的系统性改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契机和强大动力。单就学术评价体系的革命性重塑而言，对学术期刊的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为一旦真正做到不再简单以发表论文期刊级别、数量、引用率、影响因子、转载情况等作为主要的学术评价指标，那么，一方面，受非学术因素牵引和推动的发表冲动将会出现极大回落，真正潜心研究和创新创造的学术成果在比例上会极大提升，从而给学术期刊提供更加优质的稿源；另一方面，学术期刊自身似乎也可以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承载的被评价和被排行的压力下解放出来，从而有望呈现一个更加贴近中国学术进步的实际需要而各显神通的新发展前景。
但是，在压力撤销甚至失重之后，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新情况，以及如何确立新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毋庸讳言，今天正在经受批判性反思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和期刊评价体系，一度是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得以存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无论是重点文科院校，还是社科院系统等其他重要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在组织科研生产和进行学术成果评价的过程中，都在某种程度上以“以刊评文”的形式为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保留了关键的一席之地。完全可以说，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尤其是头部期刊，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去盛行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受益者”，虽然它们自身也被绑定在同一评价体系的环节或链条当中。因此，参与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历史性重塑，对于学术期刊而言，也意味着一场“刀刃向内”的革命。
在笔者看来，此前学术评价体系的关键弊病在于将间接评价凌驾于直接评价之上，从而导致评价链条上片面“向后看齐”：就学术论文的评价而言，作者向刊物看齐，刊物向转载和引用的效果看齐。我们知道，相对于理论、历史和现实而言，作者是研究者也是评价者；相对于作者的研究成果而言，期刊是研究者也是评价者；相对于期刊发表的论文而言，二次传播平台和期刊研究评价机构是研究者也是评价者；相对于期刊以及二次传播平台和期刊研究评价机构而言，广大读者、作者和科研管理机构是研究者也是评价者；相对于整个科研生产体系及其成果而言，时代和历史是广义的研究者和评价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学术论文生产的各个环节十分无奈地片面“向后看齐”，并衍生为一种流行风尚和学术评价的内在机制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掌握学术生产成果考核和主要学术资源分配的管理主体首先放弃了直接评价：一方面通过期刊来评价论文，另一方面又通过转载和引用等统计报告来评价期刊。
当然，管理主体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因为，且不说学术生产的组织和管理部门是否有直接评价论文或期刊的能力，仅就时间精力而言，也不可能对所有学术论文逐一进行直接的质性评价，但引领学术发展方向和合理配置学术资源的目标与责任，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借用某种第三方尺度来进行所谓“客观”而“公正”的学术评价。其间的要害就在于，经由二次文献传播平台和期刊评价体系的统计报告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评级，再通过期刊发表的评价级别和数量统计来对论文作者进行评价评级。这实际上是将期刊对论文的评价功能和转载引用统计报告对期刊的评价功能，直接借用于对学术论文的品质和学术人才的贡献进行评价评级。
由于学术生产的过程不可能不进行质量评价，同时由于这个评价工作又不可能由单个的生产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具体的科研组织和管理单位）来“自行”展开，因此，要真正破解“唯论文”困局，需要从三个重要环节同时入手。一是充分发挥学术生产的行业共同体的作用，尤其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学科专家之间的良性学术批评机制，亦即同行评价机制。二是要加强学术期刊平台的规范化建设，将“以刊评文”的做法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运行区间，从而避免在学术评价上产生过度的重复劳动。三要引导学术期刊的评价工作朝着促进前两个环节优质发展的方向上努力，亦即通过期刊评价来传递压力，促进良性学术批评机制的形成，促进学术期刊本身的规范化建设。
就如何发挥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自身的主体性作用而言，其中最为艰难的问题恐怕是，在不改变现有主管主办机制和资源投入方式的前提下，如何打破“作坊式”小生产格局，形成真正有约束力的学术期刊行业发展规范和合作竞争模式，从而将100种左右头部期刊实质性凝聚起来，打造成推动新时代中国学术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
（作者系《学术月刊》总编辑、研究员）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