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对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

李济深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推动民革积极开展促进祖国统一工作，使民革成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李济深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历史贡献值得深入研究。

实现祖国统一是民革的历史责任

1948年1月1日，李济深和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香港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民革的行动纲领：“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民革成立后，李济深组织民革同志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进行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的活动，对促进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领导民革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1949年，中共中央发出“解放台湾”的号召，李济深积极响应，多次提出“解放台湾，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国人民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民革同志的重大任务”，明确提出实现祖国统一，是民革和他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集团、最后完成祖国统一而斗争的号召。民革积极响应，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共同发表了《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李济深主持召开民革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拥护解放台湾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号的决议》，号召全党从各方面加强工作，贡献一切力量，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完成解放台湾的神圣任务而斗争到底。李济深确定实现祖国统一是民革的历史责任，使促进祖国统一成为民革的重点工作，使民革工作同统一祖国密切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到促进祖国统一工作之中。

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旗帜

李济深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与指引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民革成立大会上，李济深明确提出，民革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打倒蒋介石政权，要求民革全体成员深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李济深指出，民革成立的目的，“就是打倒背叛孙中山主义的本党叛贼”“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

1952年，李济深公开肯定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辛亥革命，还在于他忠诚于革命不断前进的精神”“孙先生在辛亥革命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终由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的英勇斗争而胜利完成”。

在筹备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有同志提出在大会上不再提孙中山，李济深坚决不同意。在他的坚持下，大会定于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开幕，以表示对孙中山的纪念。在提交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中，明确写上“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在大会决议和由李济深所作的大会闭幕词，也写有“不忘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精神”等字句。

李济深坚持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旗帜，得到民革同志的支持。朱学范曾说，李济深坚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未免过于固执，而现在回顾起来，老一辈民革同志与孙中山先生的感情确实很深，而且笃信厉行，他们的爱国思想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李济深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在台的故旧袍泽，不要忘记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及早走上正确的道路。1958年10月，李济深发表谈话，正告台湾当局：“我们很高兴听到台湾当局在谈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之伟大，就是为了一致对外，决不计较往日的嫌隙。如果台湾当局真的还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就应该继承孙中山先生伟大的爱国反帝精神。这是我们殷切期望的好事。”

在李济深的坚持下，民革始终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使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成为凝聚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的精神纽带，成为民革特有的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民革开展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积极配合中共中央的对台方针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把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提上了日程，李济深带领民革积极配合中共中央的对台方针。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

“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提出后，李济深明确表示，衷心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他在政协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台湾是一定要回到祖国怀抱的。解放台湾，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国人民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民革同志的重大任务”。李济深主动向中共中央表示，如果需要，“台湾政府准许，他可以亲赴台湾做蒋先生的工作”，他还对家人说：“如果蒋先生能到北京，他准备将他的民革主席的职位让给蒋先生。”

李济深要求民革立即釆取行动，积极配合中共中央的决策，“对国民党的工作，一直是我们民革的首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重视这项工作；现在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我们更应有所行动，具体办法是成立对台工作委员会”。

民革中央在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起草的会议文件，起初没有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内容。李济深指示立即进行补充，并提出大会要就这个问题作出决议，“还要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劝告台湾军政人员“我们和你们，原先都属于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中国国民党”，“近来周恩来总理关于解放台湾的庄严而恳切的宣告，你们应该是听见了的。只要你们有觉悟，下决心，和祖国人民、台湾同胞共同负起解放台湾这一爱国事业的责任，你们就可以为祖国立功”，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尽力。“为祖国，为自己，你们应该善自选择，当机立断”。

1957年2月，李济深主持召开民革中央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正式成立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由张治中任主任，邵力子、刘斐等任副主任，于学忠、李任仁等40多人为委员，利用民革的有利条件动员民革成员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这个专门为促进祖国统一而设立的机构，发挥民革自身特点和优势，通过各种渠道与台湾国民党和个人取得广泛联系，开展联谊交流工作，在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李济深还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多次态度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涉台行为。1954年12月,台湾当局与美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总理发表严正声明，指责这一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李济深随即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政府的行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是美国政府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行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等一系列岛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国会授权他可以自由使用武装部队，以对付中国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制造紧张局势。李济深也随即发表《粉碎美国的战争挑衅》，支持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威胁进行强烈的谴责，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

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台湾活动，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不要让美国人插手。李济深就此事发表谈话，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澎、金、马广大军民同胞是有爱国心的”“我们决心与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美国一天不从台湾地区撤退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的斗争也就一天决不罢休。”

明确民革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重心

李济深与国民党有几十年的历史关系，台湾中上层军政人员中有他很多过去的同事和部属，他明确提出，把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重心放在去台的国民党人员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上，多渠道做他们的团结和动员工作。

1951年2月，李济深在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四周年时发表广播谈话说：“全国人民对于台湾解放是极为关心”的，将尽力使台湾获得“及早解放”。他号召受蒋介石胁迫、欺骗、蒙蔽去台的军政人员，“应该及早觉悟，明辨是非”，多方寻找立功赎罪的机会，投靠人民，回到祖国的怀抱。

李济深希望台湾和海外的旧袍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台湾回归祖国做出贡献。冬天，他常去广州从化过一段日子，名为避寒，实则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海外和台湾的军政人员进行接触，开展对台工作。李济深动员家属子女加入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大女儿李筱梅，是蒋经国的同龄人、老朋友，在李济深的影响下，李筱梅和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一起给蒋经国写信，希望他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李济深要求民革同志积极开展对台联络工作。1959年9月中旬，李济深已是重病在身，还嘱咐朱蕴山、朱学范等人：“在香港时，我与台湾某某谈妥，待蒋介石徐州战败，即起义绝蒋后路。之后我们北上，失掉联络。以后如有人来，要接上这个关系”“据季宽兄（黄绍竑）说，德公（李宗仁）有回国之意”“此二事，我恐不克亲自办理，故告你们，务必保密”。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顺利回归祖国，民革同志按照李济深的嘱托，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时至今日，民革成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李济深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民革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定位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密不可分，李济深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所做的历史贡献应给予更高的评价。

（作者系防城港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防城港市委会主委）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