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战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声，针对红军、国民党军队、民众和日军等不同对象展开宣传工作，凝聚了民心，激发了士气，打击了侵略力量，成为与军事斗争同在的“第二战场”。

及时发声

鲜明表达党的抗日主张和立场

及时有效的发声，可以抢占舆论制高点，进而把握舆论话语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当夜就起草并于第二天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主张“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调“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抗日立场。从宣言发布的时间也可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抗日前沿。9月20日，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分析了日本发动事变的原因，表明抗日的坚定立场，号召工农兵士劳苦民众起来实行坚决斗争，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广大群众展开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强调要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决”。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对外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是全中国民众自救灭亡的唯一出路”，提出要“用民族的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同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一系列宣言与决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立场，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抗日力量，有效占领了舆论制高点。

积极筹划

以多种形式展开对日宣传斗争

事变发生后，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和艰苦的斗争条件，但仍立足现有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积极筹划，采取多种形式展开对日宣传斗争。

一是以印制报纸的形式。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信息、进行宣传中有着重要作用。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赵毅敏指出，“我们有秘书处，可以油印出报。印出后，完全靠我们的党员往外发。”即通过报刊的形式展开对敌宣传斗争，这些小报刊登的内容驳斥了日军企图美化战争并将战争责任推给中国的错误宣传，揭露了日军在东北地区的暴行及发动事变的险恶用心。此外，1932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东北红旗》在哈尔滨创刊，作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该报创刊号刊登的全部是纪念“九一八”事变的文章。

二是以传单和标语的形式。传单的散发和标语的刷写较为简单，受众面较大。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一些党员、团员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满洲地区的东三省兵工厂、英美烟草公司、皇姑屯铁路工厂里的党团员，纷纷在附近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东三省兵工厂党支部组织工人到北市场、火车站、北陵公园、小河沿一带散发传单，英美烟草公司的共产党员组织积极分子到北市场、小西门一带散发传单。这些党团员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秘密宣传，使得奉天城中出现了层出不穷、络绎不绝的反日传单和标语，让日军深感惶恐。

三是以口号的形式。口号精简，朗朗上口，简洁易记，是展开对日宣传斗争中最简便的方式。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等口号。

宣传鼓动

激发红军战士的斗争热情与勇气

高度重视对红军战士的宣传鼓动，以激发红军官兵的斗争精神，是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指出，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的各级政治部门，“应在红军与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强调要在红军中加强关于日军侵略中国的宣传教育。同时指出，要“在《红星报》及其他红军刊物上经常不断的揭露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瓜分中国、屠杀和榨压中国民族以及国民党出卖中国、侮辱中国民族的事实”，以此激发广大红军战士的愤慨之情，鼓动他们的民族情绪，激励起全体红军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并“鼓励起红军战士向外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及其统治的决心”。同时指出，要“编印各种小册子和画报”“提出联系到目前实际行动的宣传鼓动口号”。这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提升了红军战士的士气，激发了红军战士的斗志，坚定了红军战士的决心，在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靠人民，动员并组织群众参与对日斗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展开对各地群众的宣传动员。一方面，动员群众加入红军。事变发生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首要工作就是“加紧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由此提出了“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几千几万劳苦群众加入工农红军”的口号，并要求宣传要使得“全苏区劳动群众不论男女，都有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对日作战的热烈要求”。这些宣传发动了一批群众加入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坚实了抗日的基础；另一方面，动员群众参与抗日后方工作，要求“动员全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主要是宣传动员群众节省经费粮食帮助红军，屯集公谷供给红军，动员群众努力耕种充裕收成，整理赤色邮政厉行修桥补路巩固苏区交通等。此外，动员群众参与到为红军制造被服、鞋帽及兵工厂的生产中去，并组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等帮助红军展开对日斗争。1932年4月，中共中央深刻指出，“应该在这种宣传鼓动的基础上来战斗的动员与组织苏区中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强调动员群众参与到反帝斗争中去。同时，发展苏区的赤卫队、少先队、反帝同盟、工会、贫农团等组织，通过这些组织的宣传吸收广大群众加入，展开对敌斗争。

主动出击，揭露国民党政府真实面目。事变发生后，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揭露。193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指出，“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国民党，决不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现在不是完全证实了吗？”1932年4月，中共中央指出，“应该最残酷的揭露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面目”，要向广大群众说明“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是出卖中国侮辱中国的帝国主义的走狗”。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痛斥“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是更加无耻与露骨的在进行”，指出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停战协定，是一种“无耻的投降与公开的卖国”，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凡此种种，对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中“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表示了强烈抗议，指出国民党政府的行为“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同时，将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进行对比，指出“国民党每年费几万万的钱所养的军队，不去与帝国主义作战而来进攻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得到了解放的苏区，与真正的反帝国主义的武力——工农红军”，以此宣传红军才是“真正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是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保卫中国与民族独立的力量”。

此外，还驳斥了国民党宣扬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江西共产党、工农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投降国民党”谣言，提出了“击溃阻碍工农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一寸苏区不让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队蹂躏”等口号，号召国民党军士兵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