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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可可托海精神的红色密码

讲好红色故事,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是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课。回顾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历程,同样有着光荣的“红色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于1931年在江西开办的中华钨矿公司,是第一家国有企业、第一家重工业企业,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作出过巨大贡献。还有流传广泛的“13万黄金背后的红色故事”,讲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玲珑金矿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第一座铜矿山、第一个铝加工厂、第一个铅锌企业······诸多的第一,凝结着一代代有色建设者接力奋斗的精神,已经成为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与力量源泉。

在新疆大地上,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延续着中国有色工业的“红色历史”,在新中国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贡献出“红色力量”,不断演绎着它的时代巨变。

可可托海精神的源起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可可托海矿——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是新疆有色金属工业发源地与摇篮。自上世纪中叶始,在这里,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开发、自主创新、自主建设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大型稀有金属综合采选冶联合企业,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建成。在为“两弹一星”提供尖端原材料、为国奉献珍稀战略矿产资源、偿还外债的同时,创造了宝贵的可可托海精神。

从矿区奋斗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解读可可托海精神的红色密码无疑有着重要而现实的当代价值。

溯源可可托海精神,必须遵循严谨而客观的历史观与科学的研究路线,从历史的真实内涵中洞察并归纳阐释其当代价值。由此,我们在浩瀚的、来源据实的档案资料与口碑印证中进行了梳理分析,清晰地得出这样一个初步判断:可可托海精神源起于两个历史阶段,一是解放前,二是在解放后新中国工业化阶段。

在解放前,1930年—1949年间,为争夺阿尔泰山地区稀有金属资源,当地本土民族与外强抗争,保卫家园的历史正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与骨气。据《可可托海矿志》(1984年版)记述:苏联地质考察团人员受到牧民阻拦。彼时,苏方对可可托海稀有资源采富弃贫,矿工们给予了顽强的抵制与不屈的抗争。

新中国初建,红色政权危机四伏,红色中国面对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围堵封锁,如履薄冰。“中国共产党是一群泥腿子出身的人、一群农民,他们不会搞经济······”这种论调轻蔑而又高傲。核讹诈、核威胁妄图扼杀初生的共和国。

这时候,交织着大国关系与地缘政治因素,可可托海所开发出的战略矿产资源,为苏联与我国核工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

今天我们所指的可可托海精神,是建国后所缔造的。这一阶段的可可托海精神发轫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时期,赓续于自立更生的艰苦岁月里,勃兴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传承于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尤其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独立自主、自立更生建设大型矿山,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其中,攻克铍锂钽铌铷铯稀有金属的制取,是列入“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项目实施所取得的重要科技成果。

作为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可可托海三号矿脉露天采场、选矿厂及后端乌鲁木齐锂冶炼厂的设计,起点高,工艺水平先进,体现出时代领先。但这种“领先”是在冷战时期,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予以全面经济、物资、技术封锁与围堵制裁的背景下突破的。

今天这种多边与单边的封锁仍在一幕幕上演。

事实上,1950年1月,以美英为首的17国组成“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旨在推行禁运政策,控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受控的物资基本分为军用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3大类。其中涉及中国的“中国禁单”就比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500余种。可想而知,在当时环境下,中国要发展尖端的原子能工业,造“两弹一星”,涉及军事物资与技术资料的获取千难万难。

作为工业味精的“有色金属”,彼时成为巴统扼制中国咽喉的“一把利剑”。

1958年,为突破封锁,时任冶金部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邱纯甫主持编写了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题为《争取有色金属产量飞跃,占领有色金属全部领域》的报告。

缔造大国重器,没有物质基础,无从谈起。毛泽东说:“64种有色金属没有它不行”,邓小平批示:把64种有色金属当64个堡垒,要一个个地攻下来。之后,经孙鸿儒组织的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科研单位奋力攻关,我国全部掌握了64种有色金属的制取提炼技术。周恩来总理授予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一面题写“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锦旗。

这面锦旗是对奋战在有色金属秘密战线百万人员的嘉奖与鼓励。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把可可托海铍锂选矿厂的技术攻关项目命名为320项目,协同北京矿冶研究院、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与新疆有色冶金研究所,共同攻克了铍锂机械化选矿工艺,经过8859工业化试验,建成750吨/日处理规模的8766选矿厂1号、2号、3号三个系统。

与此同时,北京冶金设计院设计的中国第一家锂盐厂——115厂(新疆锂盐厂),运用来自可可托海矿、阿勒泰矿的锂精矿,采用石灰石烧结法攻克锂盐制取难关,于1963年生产出了合格的军工级单水氢氧化锂,为中国第一个氢弹成功爆炸提供了“特殊炸药”。

可可托海矿区建设时期,在物资极度匮乏、技术资料几近为零的情况下,一个个朴素的创业故事感天动地:爆破专家张志呈顶着批斗压力,冒着生命危险,做光面爆破试验;宁重华反复演算推导,在一本旧杂志中找到国外露天矿山解决排水问题的先例,冲破重重阻力,采用地表深孔预先排水疏干技术,使3号矿脉露天开采得以进行;四矿采矿班长、矿区第一个加入中共党员的哈萨克族采矿工加盘,常年奔波在雪山峻岭,一年干了三年活,拼死也要超额完成任务;时刻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慎跌落矿井失足而亡的老矿工赵兴泰;北京矿冶研究院选矿专家吕永信带头跳入冰冷的矿浆池中,用身体搅拌矿浆;为查明3号脉物质成分,中科院研究员邹天人在矿区潜心十年忘我工作;在疏干排水中因公牺牲的好书记胡久孝;领着职工保出口大会战的好书记安桂槐;拿着小本本随时记下职工大事小事难事的好局长王宗泗;文革中为保护汉族干部,说,为什不批我的艾看书记……

一个个孺子牛、老黄牛、拓荒牛,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串串熟悉的姓名,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回答了“人为什么要活着”的全部意义,构成了可可托海精神谱系的红色密码。还有“累不死的王立德“”干不死的卡盘“”冻不死的白山别克“”张硬根田大块“”皮大衣矿长鲁能治“”汽修能手于海龙“”铁裁缝郭道荣”……

是他们把党的教导始终放在心间,把可可托海精神融入精神血脉,舍身报国,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毋庸置疑,可可托海精神是在党领导下,于“建设”时期所缔造的。

今天,可可托海精神熔铸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这种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时代精神”,交融了工业精神——大庆精神与兵团精神,内蕴着“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精神在新疆大地的生动写照,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造这种精神的主体人群是新中国的工人阶级、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的产业工人,也包括同为国家开采稀缺资源云母,为矿区建设出汗流血牺牲的兵团战士和职工。他们是不容抹去的创造历史的主体,是创造精神血脉的根与魂。

可可托海精神的内涵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新中国与外国订立的第一个平等的外交条约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废除旧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结束了“西方列强架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毛泽东主席平生第一次出访苏联,据理力争,使苏联同意重新签署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一个具体的外交成果,就是以中苏金属公司为代表的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组建。

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同时成立四家中苏合营公司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平权合股”,企业合作,同权同责,互惠共利,绝非盛世才时期“新锡条约”赋予他国的几近无限的矿权。

毛泽东说:“原子弹就那么一点,没有它,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那我们就搞一点吧”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重要决策,现在回溯起来,体现出的不仅是伟人的宽广心怀,也透射出铁骨铮铮的中国志气。

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是在党领导下,千厂万矿、举国体制付诸行动于实践的一次大考。

1954年12月30日中苏合营终止,阿山矿管处撤销,成立可可托海矿管处,由中方独立经营。之后在矿区发生的保出口大会战、基建大会战、海子口大会战、03号大会战声震长天,与国家下达的关键任务息息关联。

可可托海矿的干部职工在一次次大会战中,战严寒战酷暑,发出了“扛着红旗不放,站着排头不让,誓死也要完成任务”的坚强决心。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矿产品会运到哪里,但却知道这是国家的需要。为国分忧是矿区职工最朴素的情感。

1984年11月,中央军委作出“我国国防科技战线实行全局性转变,大力发展民用生产……”的决定;1996年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

这一时期,作为具有国防保密性质的“半军工”与热核工业密切关联的企业,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与全国众多的有色金属企业一同步入市场化的轨道,可可托海矿区改革与转型成为历史必然。

自中苏关系破裂后,可可托海矿稀有金属产品即由全部对苏出口转为国家特准储备物资,1963年由国家财政部拨特准储备资金,用于贮存稀有金属矿产品,国家动用储备资金1953万元,直至1978年年末。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放开企业自主对稀有金属产品内销外销的国内国际市场。

基于保密原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无人知晓罗布泊与可可托海究竟有何种关联,代号成为企业的名称。可可托海矿代号111矿启用于1956年、中苏合营刚终止时,后对外称可可托海矿务局。新疆锂盐厂代号115厂,只生产单一的锂盐系列产品,与铝金属无关,却一度称新疆冶金局第二铝厂;116厂一度由新疆有色筹建,为搬迁至伊犁的二机部铀提炼厂。在外界看来,都是再也平常不过的厂矿企业。

可可托海矿区在解放后,迅速进入工业化阶段。苏联单方管理时期,小规模的采掘作业已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的需求,通过实施“三大工程”,使矿区进入现代化。

为何要建3号矿脉露天开采、铍锂钽稀有金属综合选矿厂与海子口大水电站“三大工程”?缘由在:一是3号矿脉由地下开采转为露天开采,矿体探明体量巨大,适宜露天开采,可降低成本,经济性佳;二是手选矿石改为机械化选矿,日处理量大,可与采矿量相匹配,又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为解决大规模生产用电的电力不足问题,经济适用的水电是当然的首选。

工业化首要是科学化,在工业化初期,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在“三大工程”建设中,以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工业企业人才,成为矿区管理建设的中坚力量。呈现出“经历过中国革命抗日解放事业、久经历练的老革命们,带着年轻的知识分子和职工艰苦创业”的场景。这是革命精神在建设时期的传承与升华,当了家做了主人的人们焕发出高涨的热情。

光辉的可可托海精神就是这样在历次大会战中孕育积淀,在一代代新疆有色人的传承弘扬中,在时代演进中,又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1950年中苏合营后,可可托海由牧区向矿区转型,迅速进入工业化阶段。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天山南北的人流向可可托海涌来。其中有来自苏联的专家、技术工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中专院校青年学子,转业军人,兵团战士,放下羊鞭开动机器的第一代少数民族产业工人。他们以百倍的热情、吃苦耐劳的品质,投入到社会主义新矿区的建设热潮中。一时,弹丸小镇,人声鼎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带来了自己家乡最好的一面,不怕苦、能吃苦、能干活,顽强地生存生活,展现了中华民族勤劳俭朴的优良品质。

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在合营时期,先进的设备机器与丰富的生活物资皆由苏联运达矿区。可中苏关系破裂后,经济来源瞬间断绝,又逢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上万人的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大家发扬南泥湾精神,积极生产自救,边生产边生活。为保住生产骨干,矿区下命令,没有粮食时可以躺在床上不消耗体力,保全性命。即便这样,矿区有一半人因缺乏营养而浮肿。有位车间书记把几个骨干悄悄叫到办公室,一人发一枚用胎盘制成的“肉丸子”吃,自己却不留一个;矿区动员大家挖野菜吃,大食堂菜谱上从此有了“蚂蚁上树与蝴蝶满天飞”;一位憨厚的矿工自己肚子空空的,却给二矿送粮,背到地,就倒下了再没起来……

无私奉献的担当精神:1960年代,国家提出“调整、巩固、提高、充实”八字方针,矿区人员大精减。减谁?领导先带头,干部先带头,党员先带头,让自己妻子回家成为家属,把工作岗位和微薄的收入留给困难的家庭;在工资调级时,没有争的人,只有让的人。斯达哈诺夫(劳动竞赛)一个接一个,白天若定额工作量完不成,晚上也要想法补回来,即使是家属也不甘落后,组成的家属队娘子军,盖房子、种菜、捡宝石样样争先进。

为国分忧的爱国精神:会战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矿志里记载:1975年是完成会战目标关键性一年。指挥部冒雨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广大职工、家属积极投身“三大主体工程”(3号脉基建剥离、机选厂、水电站)突击建设。组织百人宣讲团,讲任务,讲措施,讲办法,鼓干劲。露天矿15吨自卸车缺乏钢板,几辆电铲大轴坏了,电焊工“百焊不厌”,终于使自卸车起死回生,缓解了运力不足,加速了剥离进度。机修厂职工苦战三天三夜,终于使电铲投入挖运。露天矿自卸车不够,汽车厂抽出25名司机和修理工支援露天矿。露天矿运输道路不好,矿务局机关抽调30多名师生在冰天雪地里拉爬犁。矿区卫生、财贸、生活福利部门职工送医、送药、送货、送饭上山;50多岁的老太太也自动上山送茶水、除铁绣……

在保出口大会战中,刘秀兰带领青年突击队在海拔3000米的阿斯喀尔特采集绿柱石。矿工们说,老天爷卡我们脖子,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我们再苦再累也不能苦国家。在粮食极度短缺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多还一吨矿产品就意味着少一人挨饿,多挽救一条生命。

可可托海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在新疆有色陈列馆内,有一棵金黄灿烂的胡杨树,她的根系深入新疆大地,刻印着可可托海精神;粗壮的树干上“传承、创新、担当、奉献”新疆有色精神八个大字熠熠闪亮;繁茂的枝叶发散出红柳精神、三光荣的地勘精神、阿希精神、鑫文化……

这株“企业文化树”寓意着新疆有色精神文化的源流脉络与逻辑关系:新疆有色从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可可托海诞生,孕育出可可托海精神,从此扎下新疆有色的根与魂,成长壮大的树干为有色精神;繁盛的枝叶上,是分布在天山南北的星星点点的矿山,它们具有多元而独具特色的文化,但它们的气质一脉相承,都是大写的“新疆有色人”,都传承赓续着“可可托海精神”的红色基因。这棵树生动地描绘出一代代有色人前赴后继,情怀如一,铸就百年长青基业的族谱。

是否可以这样说,可可托海是“西部无名的大庆”,好领导安桂槐就是“新疆有色的焦裕禄”,那深山硬骨头班长加盘,就是我们心目中展翅高飞的雪山雄鹰。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令人艳羡的“小上海、金窝窝”的可可托海矿区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窘境。稀有金属产品国内用量微小,国际出口市场刚刚打开,还无销路,资金捉襟见肘,工资发不出来,待业青年上千人,亏损的阴霾似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笼罩在这座矿山小城,压在人们心头。

出路在哪?唯有解放思想走出去。喀拉通克铜镍矿的开发,成为可可托海矿务局产业转型、产品结构调整的“生命工程”“希望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带给矿区干部职工以信心:“推广稀有,大搞有色”。大搞就要解放思想,突破禁锢,杀出一条血路,趟开一片新天地;年富力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矿务局领导班子决定大干一番,确定了24字发展方针。

对可可托海矿区职工来说,喀拉通克铜镍矿的建设无疑是一次挑战,战罢酷暑严寒的那些矿山母亲们,听说要调她们去盖房子,一个比一个踊跃,没日没夜地干,她们深知早一天建好矿,待业的孩子们就会有工作。资金短缺,她们理解,只取每平米不到50块钱的成本费。

铜镍矿筹建初期,偶尔苦中作乐聚餐交心时,干部员工凑份子、每人5角,从不占半点公家便宜。1989年5月铜镍矿点火试生产,节骨眼上,上料皮带坏了,怎么办?十万火急,干群一心,全矿职工轮着一人一袋矿地将矿背到了料仓,绝不让炉子因缺料停下来。皮带机修好了,倒下了一大片,期间没人喊累,没人要加班费,只想有点时间好好睡上一觉。如他们在几十年前保出口大会战般,苦干累干拼命干,得到的或许只是一张奖状、抑或一张电影票,但这就足够了,为企分忧就是报效国家。

这次成功点火,标志着新疆有色工业从低谷起飞 ,一条新的产业链从大山深处延伸:可可托海——喀拉通克——阜康,三点一线格局构想形成。

矿务局领导班子决定:再下一城,走出大山。可南迁的决策却是艰难的,各种声音交织其间,一位领导的一句话却打动了在座所有人:“我们可可托海矿区的职工家属太苦啦,搬就搬到一个靠近大城市的地方,让职工子女好就业,退休工人们安享晚年。”

最初南迁设想的目的地——富蕴县、北屯、昌吉,一一被否决,距离首府乌鲁木齐45公里的阜康成为首选。物阜民丰的阜康在天山北坡天池脚下,能源矿藏充足,重工业少,便于建厂与运销铜镍产品。

可可托海矿务局整体大南迁的决策是有远见的。小众的、单一的稀有金属产品难以维系一个上万人大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大南迁,迁出了志气,迁出了信心,迁出了未来的希望。

惟改革者进,可可托海矿务局顺应历史洪流,闯出了一片新天地。还是那些人,还是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天地豪情,在博格达峰下,一座现代化的镍冶炼中心建成,新疆无镍的历史终结。创造的“博峰牌”电解镍、电解钴系列成为名优品牌,以致后继整合铜镍产业,成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新鑫矿业股份公司,之后又将实体矿山推进到东疆哈密一带。

当可可托海精神走出阿山腹地,步入更为辽远的大地时,这种精神就转化成巨大的推动力。哈图山下、阿希金矿,博峰脚下,矿一代、矿二代、矿三代接力奔跑,一次次新的创业,一代代人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可可托海精神的红色根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同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追寻灵魂根脉是解构可可托海精神红色密码的一把金钥匙。

那么这把“金钥匙”是谁来锻造的?

当年,随着中苏金属公司快速发展,职工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在南疆,新疆第一个现代化有色工业小镇——康苏镇日处理250吨的铅锌选矿厂建成投产;在北疆,事关原子能工业的尖端稀有金属矿在阿勒泰与可可托海加快开拓,初步探明世界大型稀有金属矿藏3号矿脉潜力巨大。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时作为中苏金属公司副总经理、中方代表的白成铭竟彻夜难眠了。他是位有经验的党的组织工作者,曾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陕南区党委组织部长等职务,他深知党的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然而,在当时苏联“一长制”管理模式下,“如何体现我党的领导?” “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如何贯彻执行党的组织管理和政治工作?”白成铭经过慎重缜密的思考,终于有了清晰的思路和方法。

1951年,这一年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委员会,下属6个支部,有135名党员,白成铭任书记。1953年9月,经中共新疆分局批准,王震司令员同意,召开了公司第一次党代会。1954年8月成立了中苏金属公司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没有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实行行政管理一长制的领导体制,公司党委遵循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产工作中,实现党对企业的保障监督。

据中苏金属公司领导郭吉祥、赵子星等回忆:怎样在中外合营企业中体现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作用?这是个新问题,谁也没有经验,白成铭同志善于在新生事物面前动脑子,他建议并报中共新疆分局批准,在公司编制之外,成立了公司党委会和各矿管处党的领导机构,由新疆分局直接领导,经费也由分局开支。公司总工会、青年团组织也相继成立起来,形成我党在中外合营企业中独立自主的组织工作体系。这的确是个创新,使我方职工和各项工作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在五十年代我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开创了先例。

作为中苏金属公司在北疆的主体矿山,阿山矿管处所辖的承化矿场和可可托海矿场是最早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机构的矿企之一。

从此,这座边陲小城有了红色的印记:1951年,中共阿山矿管处党支部即应白成铭同志要求建立,武体泰任支部书记,到1954年中苏金属公司苏方股份移交前,阿山矿管处党员人数逐渐增加,但仍为党总支设置。直至1955年,中方独立经营时成立可可托海矿管处,并设立了矿管处党委,张稼夫任党委书记至1958年。1958年可可托海矿务局成立,安桂槐任局党委书记1966年至1976年文革动荡,党的组织陷入瘫痪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给稀有金属工业小镇带来生机,一批老干部、老党员重回工作岗位,经过大讨论,提出了“两年三大步,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1989年喀拉通克铜镍矿投产,稀有向有色转型迈出坚实一步……2012年,国家独立工矿区转型计划实施,小城由矿区变身景区……

从废除苏联的“一长制”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至今天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矿区党的组织始终发挥着核心与引领作用。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始终是矿区干部职工的“定盘星”“主心骨”,这块厚重的“压舱石”,这种独特的组织优势,又走出阿山,在天山南北新的厂矿企业传扬发展,为一个个企业新使命铺就精神的天梯。

期间,第一次整党提高了党员的觉悟和思想水平,调动了党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责任心,严格了组织生活和党的纪律,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纯洁了党的组织;第二次整党违背了党章精神,受打击一大片等错误路线的影响,整个工作未能按时进行,草草收场,不少党员以莫须有的问题挂了起来。1978年,文革结束,矿区开展了历时8年的整党活动,反省得失,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出了“发挥优势,放开经营和打出去”的方针。1985年,矿务局被中国有色总公司列为党风开始好转的企业,群众评价矿务局“真正的共产主义”。

矿区以党工团妇组织为主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细致入微的工作,使苦寒之地的干部职工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哪怕是在雪山之巅、丛林深处也在不屈的伸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讲: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精神永立。可可托海精神是一代代新疆有色人铸起的精神高地,它从历史中走来,在岁月中洗练,在传承中丰华,在新时代荟萃成一棵参天大树,也必将从现在一直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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