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学史小天地】“别人”眼里的傅作义与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月22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正式对外公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国民党守军新编骑兵第四师按照协议首先开出城外，听候改编。“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傅作义顾虑重重，带着一连串疑问把从抗战时期开始写的日记付之一炬。

正如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一幕，女儿傅冬菊很伤心：“爸，你怎么把日记都烧了？这一页页都是您的历史啊！”傅作义靠在沙发上无力说道：“历史让别人去写吧。”毫无疑问，傅作义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比较纠结，尤其在意别人怎么看他，还达不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洒脱境界。那就看看“别人”怎么说吧，亲历者你一言我一语，仿佛就把我们带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现场。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陆续入关，并且很快切断了平津两地国民党军队的联系。解放军兵临城下，采取“围而不打、耐心等待”的方针，以争取北平和平起义。此前，南京有意委任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要他率领华北部队全部南撤。傅不同意，自己又不是蒋的嫡系，根基在北方，怎能轻易置于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之下。冠冕堂皇的道理说了一大堆，蒋介石倒也不再坚持，“华北不能放弃，决令宜生固守，并以全权交付之”，后又要求退保天津、塘沽，确实控制一个海口。

傅作义不知道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只晓得她周围肯定有“那边”的朋友，从南京返回后，开始尝试另谋出路，“为了保护北平的古迹，为了北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愿与贵党贵军和谈”，但又同时强调“我现在仍能控制50万军队、200架飞机”。旋又提出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划出一块“和平区”，所部改为“和平军”，俨然以地方实力派自居。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对记者的讲话颇能反映此种心态：“从天津、北平经过张家口到大同、归绥、包头是一面大墙，这面大墙虽已不甚完整，但仍然有它的作用，使共军兵团不能南北运动。”

中央军委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傅作义“谋和”缺乏诚意，提出的要求不切实际，不过肯定他“有志于和平事业”，决定保持接洽，利用“和谈”先稳住他不走，以便迅速解决蒋系军队。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爱将，说起中央军也是忧心忡忡：“蒋的嫡系部队兵力大于傅部十倍，遍布北平城内各要害防地，客观上这是和平的重大障碍。”第四、第九兵团司令官李文、石觉就属蒋的嫡系，分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第三期，总觉得“北平目下还有二十余万兵力，如能协力同心，尚可决一死战”，要不实在“对不起党国，对不起委员长”。

毛泽东高瞻远瞩，确定平津决战“先打两头，后取中间”，西头的重点是新保安、张家口，目的是打痛、拖住傅系部队，截断他们西撤绥远之路。东头的重点是天津、塘沽，目的是防止中央军登船南逃。12月上旬，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第三十五军被解放军包围在新保安，补给依靠空投，处境日益艰难。“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热衷和平，看在眼里心急如焚：“傅先生整天在办公室独自踱来踱去，时而以手击额，时而仰天长叹，我有几次向他汇报工作，到他办公室门前，从外面看到他这情形，心里也替他难过，只好退了回来。”

蒋介石暗暗叫苦，“平津被围之速，实非意料所及”，第三十五军凶多吉少，“以致宜生大受刺激，似有精神失常之象，原定固守天津、塘沽之计划恐难实现，而宜生又为政治与虚荣之所牵制，不愿放弃北平而企图固守，是等于自灭也”。国防部长徐永昌亦为晋绥军出身，奉命北上劝说傅作义南撤。12月13日中午，飞机降落南苑机场，情况混乱不堪，根本无法进城，只好改“线下”见面为“线上”传声。傅在电话里说：“敌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徐永昌怏怏飞返南京复命，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守平后援绝望，与其坐困待毙，不如冒险转进，期得九死一生。”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平明日报》总编辑崔载之经由采访部主任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穿针引线，带着一部电台悄悄来到了蓟县八里庄。毛泽东电告林彪等人：“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根据上级指示，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要求傅作义把蒋系军队的军长、师长以上人员逮捕起来。据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回忆，“第一次谈判除双方各自提出条件外，未获得任何结果，谈判也就搁下来了”。

形势变化惊人，第三十五军最终难逃覆灭下场，军长郭景云举枪自戕。12月25日，中共中央以发言人的方式，宣布了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也是其中之一。连续遭遇打击，傅作义精神恍惚，整日不吃不喝，经常自言自语：“我的政治生命完了。”刘后同、杜任之等进步人士好言相劝，“你旧的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毛泽东示意北平地下组织传话，“我们一宣布，傅在蒋系部队中的地位加强了，他可以借此机会大作文章，表示坚决与我们打下去，实际上则和我们和谈，只要和平解放北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他”。傅作义如释重负，但仍缺乏最后决心，“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

转眼迎来元旦，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北平办事处主任徐盈消息灵通，傅作义和他的部下守岁到凌晨，才算在紧张心情下读毕南京的新年文告。“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环，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的话未必出于真心，但至少“和平”在国统区已经不成罪名。北平四面楚歌，“钞票运不来物价涨，钞票运来了物价更涨”，一位金融界高级负责人对徐盈大吐苦水：“我请求早一点解放吧，我们真是不胜应付了，我们放出的洪水已淹到了自己的喉咙。”

1949年1月7日，“华北剿总”土地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辗转来到蓟县八里庄。据周北峰后来透露，傅作义特别关照过几点，一是平津塘绥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周、张举行正式会谈，强调先解决平津，第二、第三项完全不成问题，军队必须解放军化，用整编方式改编，允许傅部编一个军。此外，对参加起义的人员既往不咎，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可以释放。周北峰挺高兴，“会谈较顺利，气氛较融洽”，双方形成一份《谈判纪要》，写明14日午夜前是最后期限。

傅作义还是犹豫不绝，借口“所谈的问题不够具体”，继续拖延时间，甚至命令天津防守区司令陈长捷“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同时又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偕同周北峰前往通县附近五里桥进行第三次谈判。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开门见山：“现在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几小时了，我们已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这次再谈就不包含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17日，苏静随邓宝珊等同回北平，具体协议十八条，内容包括“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等等。

1月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记忆犹新：“这一协定的宣布，免除了北平文化古都的一场浩劫，减少了百万生命的无谓牺牲，对我个人来说，也免遭覆亡的命运，这种愉快而轻松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不过也有少数中央军将领如丧考妣，如李文、石觉痛哭流涕，纷纷表示想回南京。傅作义当场同意“可以走”，但不得影响部队对协议的执行，必须指定离职后的代理人。

非常巧合的是，蒋介石也在这一天宣布下野。当日下午，徐永昌再到北平试着最后“挽救”，据徐日记，蒋的意思有三项：“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希望宜生南来；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傅作义坦然答复，“碍于环境，已由宝珊等出城谈判”，事实上不可能再接受蒋的安排。23日，李文带着部分中央军团长以上军官飞离北平。石觉晚年谈及傅作义与北平和谈，依然有些五味杂陈：“他治军治民声望很高，自奉甚俭，待部属诚挚公平，颇受部属及百姓敬爱；北平局部和平也非预谋，全是一错再错逼得没法可想。”

不管怎么说，《平明日报》发出了鼓舞人心的评论：“北平局部和平的到来日期，已更接近了，过去的和平努力，现已汇成为一条主流，条条大路通罗马，来自各方面的路，已经连接在一起，向着一个目标前进，相信终有一天的早晨，大家会听到和平的钟声。”1月31日，国民党军队全部开出城外，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