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编辑的修养与传播效果的关系
在报业发展快速繁荣的今天，定会出现水平不一、受众认可程度不同的报纸，有的同类报纸，传播效果截然不同，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受众评价落差非常大，不能不说报纸编辑的素质修养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报纸编辑需要怎样的基本修养，归根结底是由其在报纸生产中的角色特征和报纸受众的复杂性、多元性两方面决定的，是受受众的应需、欲需而未得的内容影响的。加强编辑作为传者的修养并能够达到受众满意的程度，就是报纸编辑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因为具备如此修养的编辑，能够给社会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提供积极向上的信息接收感觉，提供富有智慧的解读社会的思路，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舆论导向，从而实现积极的新闻传播的社会效益。
作为编辑，充分尊重记者的劳动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修养。可以说，在报纸生产过程中，编辑较记者而言是有一定“权力”的，稿件用还是不用，用的话怎么用，这是编辑的操作空间，如果编辑不上升到职业道德层面来客观公正把握，这个空间就会膨胀，或“被挤压变形”。业界存在着编辑对一些稿件分抢署名权或为吸引眼球篡改题意等不良现象，都是对记者劳动的不尊重，完全可以说是对编辑职权的滥用，这不符合报纸编辑的基本修养要求。
记者劳动的“善始”与编辑工作的“善终”最终构成了完整的新闻稿件创作流程，作为编辑，当如人民日报新闻版主编胡果所言：“做编辑的乐趣还在于成人之美。处理一篇稿件，常常需要在编辑意识、读者意识和记者意识三方腾挪，一篇批评报道的副题我们做了七遍，既要吸引读者，也要保护记者。天天上夜班很辛苦，不过一块版面就这样交给我们，看你种花还是种草，创造的空间也很大。‘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当编辑的，就要有这种胸襟和追求。”[1]
编辑理论修养如何直接影响到报纸的水准。当前新闻报道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被扩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社会大系统中，各种层次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与渗透越来越频繁，随着个人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信息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作为便于携带、便于阅读、选择自由度较大的纸质媒体来说，凝聚的受众也就越来越多，而这样的受众群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受众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他们有多样的信息需求，多层次的信息接收能力。当然，有层次就有高低之分，然而这种人的“高”、“低”处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今，很多人认可报纸是一种文化产品，期待能够借助新闻媒体这一价格低、价值高的文化产品以不同的方式提升自己，面对这样的媒介产品消费环境，要想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可，编辑也必须具备较高的理论修养。
编辑的理论修养是指报纸编辑将所掌握的认知理论、政策理论、专业理论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认知能力，然后因事而异地作用于自己的编辑工作当中，这些思想观念或直接或间接地以不同的版面要素、版面形态表达出来。现实社会中，编辑不是知识储备器，而应该是功能强大的“处理软件”，当代编辑比拼的与其说是“看谁知道得多”，不如说是“看谁更会处理”，也就是说编辑不仅要有足够大的“硬盘”，还要有足够用的“内存”，这样编出来的报纸才既有看点，又有理论深度。
广州日报社夜编新闻中心副主任陈巧媚在其官方网站上曾发表题为《〈广州日报〉封面表情的变化》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在编辑过程中）具体说来，首先，要坚持党报的特色，政治这根弦始终不能放松，也不能为一时的卖座，降低报纸的格调和品位。举个例子，在广交会开幕前夕，当天由于新闻总体比较贫乏，笔者曾经选用了一张社会新闻的图片——有毒气体泄漏。第二天见报后，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评。因为当时正好是广交会开幕的前日，这张图片可能在客商心中造成对广州的不良印象。说实话，当时编稿的时候也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是简单地想尽量选取当天相对来说最爆棚的新闻。这个教训应当记取。于是，我们注意把《胡锦涛国际反贪大会纵论反腐》、《隆重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这样的重要新闻选择为头条。”不仅对党报编辑，对任何编辑而言政治理论修养都是尤其重要的。
文化修养是行为主体在掌握人文文化知识、科技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将知识提炼、升华、内化，形成自身成长的养分和内在气质，并外化于自己的日常言行、工作态度及任何形式的工作成果表达。对于报纸编辑来说，文化修养是指编辑所必须具备的文史哲等文化知识水平和相关的专业知识水平，并能够将其应用于编辑工作中，使自己的成果产品在受众中具有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身为编辑，应该知道自己就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每一张报纸都应该是文化的积累与传达，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生产者不同，讲究时效性的报纸编辑每一天的工作都要展示最新的文化气息，使得每一份报纸都是一个文化符号，都会形成一种文化的沉淀。
编辑的文化修养首先应该是文字修养，正如叶圣陶所说：“我是个出版工作者，写稿子，看稿子，改稿子，发排，校对，付印，成年累月就搞这一套。我经常有一个想法，我们的书出出去，让读者吸收种种知识跟经验，同时不可避免地让读者受到语言方面的影响。”“我们今天不做编辑工作则已，如果要做编辑工作，一方面必须熟悉生活，另一方面必须学习群众的语言，也就是学习说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编辑出版有益于人民大众的通俗书报。”[2]
在民族交流日益增多、信息沟通日渐频繁的现代社会，报纸编辑在文字修养方面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汉语直译的使用，需要更多地了解民族语言的表达语境后再使用，有认真的态度，否则会出现不当的版面表达，比如在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报道的版面中，某家媒体就不当使用了汉语直译的藏语“扎西德勒”一词，该词一般用在喜庆场合，表达“吉祥如意”之意，但该报纸的版面却在极度悲痛的情感状态之下使用该词，尽管这不会伤害到民族感情，但作为有影响的媒体，出现这样的不当是很不应该的。
文字符号是纸质媒体的核心符号，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与修养是显而易见的，但总的来说，人的文化修养是一种综合性的体现，编辑也是如此，他需要将美与思想等的感受、认知综合作用于报纸版面。
《北京青年报》的“马年特刊”，图片上深暗的背景之下白马的神态愈显孤独而宁静，再配上《你可曾凝视过马的眼睛》这篇文章，文章中“在这样的故事里，马常常被认为是最懂得承认命运并且不和命运作任何搏斗的动物。因此，马懂得自己的一生最首要的是要恪尽本职”、“是不是因为明白，所以无怨无悔？是不是因为对命运的接受和包容，所以有力量给灵魂一份深深的安详？没有人知道马的思想”、“你可曾凝视过马的眼睛？你可曾在其中看到过人世间久违的单纯和悠远？能看见这些，就一定能看见自己”这样深邃极富哲理的文句，再配置很有历史厚重感的不同年代的“马”字，编辑造就了极有意境的版面。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在《辽沈晚报》和《京华时报》的版面设计中，编辑在表达元素上直接扣紧了藏文化特征，运用了“生命站立成树”几个汉字的藏文符号笔画特征、手捧酥油灯和手持转经筒的浓郁宗教文化气息，表达了各族人民此时相同的心情，版面也因此更有超越民族界限的心灵凝聚力。
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对于编辑来说，文化修养的不断提升是当前新闻传播环境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社会参与意识、文化感受能力、思想精神境界都在不断提升，尤其是信息需求越来越旺盛，这必然要求媒介产品生产者有更高的文化修养，才能满足受众多层面、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审美修养是报纸编辑必须与时俱进提升的。受众群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群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审美习惯——当前报纸受众的需求已经不再是单纯地通过简单的文字和图片获取信息了，他们还要求编辑能够提供舒适的版面环境。因此要想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可，编辑也必须具备多层次的审美理解能力。
一份报纸从稿件的编辑到版面的编辑，每个环节都体现出编辑的审美能力。编辑的审美构成可以直接影响到报纸的格调和品位。报纸编辑是在审美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审美实践，要求编辑在版面和稿件编辑过程中适应读者的需要，要能够引导读者在信息接收的过程中形成更高的审美追求，在更高层面、更大意义上满足和引导读者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是要求编辑一味追求高雅的境界，而是要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所谓“雅”指的当然是一种诗性追求，它标榜个性，张扬理想，向往终极，报刊编辑必须尊重这样的“雅”，但又不能桎梏于其中，因为报刊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必须照顾其最大面积的受众，也就是说，它是无法做到自得其乐的，它必须有“俗”的一面。但这种俗不是低俗，而是一种通俗，它具有“大众性”意义的含义。
《内蒙古晨报》曾引起全国多家媒体关注、转载的寻亲救援被拐卖女孩的报道头版，这个版面的设计是由时任总编辑曹晓鸿设计的，当他拿到摄影记者许江平拍回来的新闻照片时，因画面光感、背景等特点，对这张照片的第一感觉是——更像一幅油画——“何不设计一张油画意味的版面”——于是便有了广受当地受众称道的简单而富有深意的版面，艺术化的版面效果与主人公悲凉的经历形成了更强的心理冲击力。这就是编辑的审美水平极见成效的表现。
报纸编辑必须有“报纸要表达美”的理念，也要有“报纸能表达美”的实践能力。2010年4月16日，《十堰晚报》推出中国首家3D报纸，尽管报纸的阅读在便捷性上打了折扣——“3D图片都进行了立体影像处理：将2D图片分离成不同角度的红蓝两张图片，然后把这两张图片不完全套印在一起，合成为一张。在通常情况下看图片是模糊不清的。戴上3D眼镜后，图片栩栩如生，眼睛与3D特刊保持50厘米的距离，可以获得最佳的阅览效果。应注意在光线良好的环境中阅读，开始需要几分钟适应。”《十堰晚报》在4月16日第三版向读者这样介绍。从根本上来说，报纸的3D设计就是一种效果美的追求，这种技法不会改变信息的容量，报道中所言“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图片栩栩如生”等，是平面媒体在受众“悦读”、“悦受”上的突破，这就是报纸编辑通过技术手段追求版面美感的实现。而3D报纸在海内外引起的广泛关注，也是因为传统的纸质媒体带给受众的一贯是平面美感，而今被立体美感挑战又给受众以新的视觉刺激。可以说，报纸编辑的审美修养在读者追求“悦读”的时代，是需要在认识美、感受美、表达美、创造美等诸多环节上不断提升的。
行为修养是编辑快速高效完成报纸产品的深层要求。从操作层面来讲，编辑的表达、沟通能力应该包括编辑与记者之间、编辑通过版面与读者之间、采编分离环境中编辑为实现稿件的完成与采访工作环节关涉的方方面面之间的表达水平与沟通效果。“主编的素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版面的品位和质量。版面要求主编具有高超的策划组织报道的能力，同时要有驾驭文字、改稿、编稿、处理版面、沟通联系、交朋友等多方面的素质。主编工作岗位的价值就是在奉献中升华，在付出心血中提升自己，在与记者、读者、网友的沟通互动中开阔视野、拓展心胸、提高自己的水准。”[3]这一切的落点都是在强调编辑的行为修养不容忽视。
社会行为能力，是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它不是简单的有效沟通，而是实现行为获益，对于报纸编辑而言，就是为了实现本报纸的新闻报道能够获得最大的社会回应——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回应，而在采访、写作、刊发等环节所做的减少大障碍、获得有力支持的工作。
“一个好编辑不应只是坐在家里编稿子而已，凡是与所组织的报道有关的事项无论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并提供给记者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4]这是郑兴东在《好新闻后面——编辑耕耘录》一书中谈到的，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火灾，中国青年报组织报道时编辑的基本工作就是能够让记者进入现场并将报道稿传回后方，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沟通，其中的“多方努力”就是编辑的社会行为能力。
当南方周末的记者傅剑锋在采访金雕买卖虐杀的不法活动时，为了获得有力证据，记者需要从目击证人那里获取信息，但是，见证虐杀金雕全过程的青海目击者害怕报道出来后遭地下黑网的报复，而拒绝和记者直接联系，后在记者的诚意打动下仍然恐惧——“我在反复地斗争，如果不说出真相，我会良心不安一辈子。如果说了，我可能只有离开生我养我的青海去避难。但离开青海，我将一无所有，甚至不知靠什么谋生……”面对“保护线人”这一“职业调查记者的基本操守”，记者和编辑吴晨光商量怎么办。后来，“吴晨光设法帮这位目击者在广州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以解其后顾之忧。在再一次电话沟通时，我把我们的努力告诉了目击者。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我很感动，但是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找工作。如果我接受了这样的帮助，就变成了一场交易。我愿意接受你们采访，只因为良心，而不是利益。’目击者答应在青海西宁与我见面，条件是在调查和报道时，都必须对目击者的身份、性别、年龄、目击地点等信息全面保密。”[5]在这个案例中，编辑吴晨光如何“设法帮这位目击者在广州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不必细探讨，其初衷就是能够使报道更精彩、更有社会吸引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报偿——该现象被重视、相关问题被解决、触目惊心的黑幕交易不再大行其道，《南方周末》为此广受读者好评、职能部门敬畏其“威力”、更多人对该报产生了更多的期待，因此报纸的影响力也更深更广了——这就是编辑的社会行为能力为传播效果实现奠定的基础。
同样的道理，在媒体新闻报道与活动策划结合越来越密切的时代，编辑的这一能力在不断被强化，因为媒体不是解决问题的部门，媒体所反映的社会问题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或行政力量或法律力量来解决，在新闻报道需要跟在活动策划之后的情况下，编辑没有一定的社会行为修养，则难以调动相关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媒体组织的活动中来。
编辑的行为修养还表现在准确的专业人才的辨识、判断、配置行为上，这是一种“专业高度”的要求，编辑是“站在指挥台上的人”，其指挥对象主要是记者，具体指挥谁，怎么指挥，这里讲究的就是编辑的人才辨识、判断、配置行为，那些裹挟私心进行编辑工作的人，终将会从“指挥台”上掉下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杜涌涛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谈到编辑应具有的行为魅力：“带团队首先是做人，不能私心太重，这是个前提，你不能和他们抢什么、争什么东西。你用什么东西把大家凝聚起来，这个东西不是刻意要做出来的，这是我的一种性格。……我觉得第一个不要太自私了，无私一点，‘无私’这个词太重，就是说你要多做，不要太多说什么，我给你改稿子就行了，最后改完你体会它就行了，稿子就是这样写的。”[6]权威的一线从业者的讲述清楚地说明，编辑的行为修养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工作中的“说服力”，综上所述，既包括业务能力过硬，也包括与人沟通过程中的语言修养、行为修养。
报纸编辑作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所做任何工作的出发点都要考虑媒体的传播行为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积极的传播效果，编辑只有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修养，才能让报纸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