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在开放中成长 与世界携手前行 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启了经济金融发展快速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也由此掀开新篇章。2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坚定不移推进制度性、系统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业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和全球治理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日，《金融时报》记者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进行了专访。尚福林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记者请他谈谈如何看待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和国内金融业发展新要求，如何逐步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金融监管体系；站在“十四五”时期的新起点上，金融开放又将如何进一步突破。
《金融时报》记者：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彼时，中国金融业也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国有大银行的股改上市之路曲折复杂，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也引发过“狼来了”的担忧。您如何理解当时中国金融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尚福林：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20年来，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对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推动了国内金融业体制机制改革。金融对外开放是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加入WTO之前，金融改革刚刚起步，在资产质量、资本实力、服务水平等各方面都还相对薄弱。加入WTO，扩大金融业开放，有效发挥了国际先进实践的示范作用，为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建立健全了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引进了资本、管理、技术，培育了人才队伍，促进了国内金融机构在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等关键领域向纵深推进改革，大幅提升了国内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第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我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增加，全球资源不断流向中国。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在办理中资企业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业务方面，弥补了原有金融服务的短板；另一方面，国内金融业通过学习借鉴外资金融机构在贸易金融、衍生交易等特色领域的有益经验和先进实践，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和产品创新，探索完善了符合市场基本规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实现了与世界互惠共赢发展。金融对外开放的过程也是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参与全球竞争，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步伐，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战略，不断拓展离岸市场规模和地域，服务了我国产业和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支持了“一带一路”等国家建设。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评价这20年间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成就？这些对中国金融业发展乃至全球经济格局、金融治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尚福林：从加入WTO之初履行承诺到近年来推进制度性、系统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20年间，中国信守开放承诺，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不论是对金融业自身，还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数据上看，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银行业资产规模居全球第一位，保险、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中国金融业而言，坚持以开放促发展，金融领域取得了迈向世界金融大国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发展、中外资合作共赢的市场竞争格局，加入WTO后，我国营造了国际化的金融市场环境，引入外资机构竞争，有效发挥了“鲶鱼效应”，增加国内金融业的紧迫感和竞争意识；深化了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从金融市场到金融机构，通过借鉴国际先进实践，促进了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外资金融机构将很多国际成熟的特色化、专业化产品服务引入了中国市场，促进了国内新业务模式的发展，填补了个别领域的金融服务空白，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引进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化的金融专业人才；增强了抵御风险能力，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等方式，解决了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资本实力较弱问题，夯实了行业发展和抵抗风险的基础。同时，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标准实现接轨，风险管控和抵御能力不断增强，经受住了经济转型升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风险考验。
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而言，中国金融开放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分享了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红利。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也让参与中国开放进程的国际投资者获得了合理回报。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到了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进程中，资产规模、盈利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量从加入WTO前的2001年末的177家增加到2020年末的946家，资产总额从450亿元增长到3.78万亿元。二是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贡献了力量。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保持了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和工具储备，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三是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中国不仅全面履行了各项开放承诺，并且主动开启了新一轮金融业扩大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之中，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得到了显著提升。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开放对国内金融监管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为此，在补齐监管制度短板、积极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好推动金融开放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尚福林：完善金融监管手段是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安全运行的重要保证。探索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与国际接轨、走向国际市场的需要，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使命所在。加入WTO为缩小金融监管差异，提升监管能力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一，是实现了中外资监管标准统一。全面履行承诺，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地域、客户对象等多种限制，建立了中外资银行统一适用的审慎监管体系。落实了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提供了平等的发展环境。
第二，是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保险核心原则》等金融领域国际标准与准则逐渐深入人心。研究建立了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近年来，我国又搭建了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框架，制定了金融控股公司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管规则。以银行业为例，稳步推进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在中国实施，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的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认可。
第三，是积极参与了国际监管标准规则制定。国内监管部门与境外监管当局加强协作，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积极同国际组织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全面参与了国际监管标准修订。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大幅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金融时报》记者：从加入WTO到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正在迈向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在当下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您认为开放意味着什么？下一步中国金融开放还有哪些方面亟待突破？
尚福林：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开放条件下进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既是多年来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要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加入WTO的20年间，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让世界见证了中国推动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诚意。当前，国内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世界面临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经济复苏持续乏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对金融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业对外开放要继续服务大局，主动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持续提高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快全方位、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在开放范围层次、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上，向更广、更宽、更深拓展，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更加强大动能。
一是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新阶段的开放格局已由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持续抓好金融业对外开放承诺落实。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标开放程度较高的国际标准，优化监管规则，促进公平有序竞争，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格局，让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二是持续增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围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积极引入具有专业特色、经营稳健、资质优良的金融机构，积极与国家战略对接，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更多金融资源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之中。同时，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带动国内银行保险机构开展产品创新，学习国际上在服务高新科技企业、居民财富管理、综合化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先进实践，提供专业化服务，扩大市场有效供给。
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随着开放程度加深，金融市场的交易结构、业务模式将更加复杂，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更强。这就更需要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确保与金融开放程度相匹配。在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同时，不断增强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考量，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研究和监测，警惕投机性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
责任编辑：牛淋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