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病房”的患者和医生
有人说，医院的大门是扇特殊的大门，它把很多人分隔在两个世界。而在很多医院的研究型病房中，有一些特殊的房门，把治疗分隔出不同的样态。近年来，围绕着神秘的研究型病房，公众耳闻迥异的说法，也有着各种想象：医药创新策源地？真人版小白鼠试验场？绝症患者的救命稻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近日，记者叩开北京多家医院研究型病房的房门，倾听这里的医患故事，解开关于这里的迷思……
意外躺上不花钱的病床
能躺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住院二部神经肿瘤综合治疗病区的研究型病床，患者李星（化名）很难说清自己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这名36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大青年，正处在事业黄金期，却罹患癌症。大脑内的胶质瘤切除后没多久就复发，再难以找到成熟有效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我来到了这里，找到了新的机会和希望。”李星说。
李星回忆，自己脑瘤复发后，老家医院的大夫一筹莫展，建议他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看。但赴京就医谈何容易，人生地不熟，连找哪个医院都不知道。“我就上网查。一看，公认天坛医院实力强。”李星说，解决了目标医院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为钱的事发愁。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但李星还年轻，是家里的顶梁柱。“最重要的是，我儿子还太小，只有8岁，他不能没有爸爸。”一咬牙，李星和妻子决定到北京搏一把。
在被视为最后希望的北京天坛医院，接诊专家、神经肿瘤综合治疗病区主任李文斌告诉李星夫妇，该病区有一个适合李星病情的临床试验，可能对治疗李星的肿瘤有帮助，而且费用全免，可以自愿参加。
“因为我自己也是搞科研创新的，所以马上就理解了。”说到这里，李星打开手机，骄傲地展示其一项科研发明刚刚获得国家级奖项的照片。“既有可能健康获益，又能给家里省钱，还能为医学事业作点贡献，我觉得很值。”今年3月，经过入组筛选，李星住进研究型病房。
“跟普通住院没有太大不同。”李星介绍，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他坚持科学作息、营养饮食。因为试验经费中有专门的营养费，他甚至可以在医院提供的种类繁多、菜品丰富的食谱中根据自己的口味精挑细选。每天，他需要按照试验要求精确用药。他明白，这既是对试验负责，也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真要说有什么不同，主要是些小细节。李星举例，他需要更为频繁地接受各项身体指标测量，尤其是身高、体重。“这是因为我们对体重身高精度要求非常高，需要多少药量主要就参考这些指标。”李文斌指着护士站一边设置的身高体重测量仪介绍，“这都是智能测量仪，病人往上一站，同步出结果。为了方便起不来的患者，医院还给病房配置了价格不菲的专用病床，患者躺在床上就能测体重。”
病房里还有更多“机关”。“很多药物、血液标本需要专门、单独、特殊地储存、处理。我们病房就有零下80摄氏度、零下20摄氏度等医用冰柜和低温离心机等设备。”李文斌介绍，该病房还有一套直通美国的会诊系统，便于两国临床试验的交流对接。
此外，因为研究型病房的病床都是“躺上就不用花钱”，病房在医院信息系统中运行应用专门、独立的模块，不对接患者缴费系统和医保报销系统，不受平均住院日限制。而为了保护患者隐私，研究型病房连复印机都与众不同。
“这里的复印机不是普通复印机，而是消除了机器记忆功能的复印机，防止复印的病历被他人通过机器记忆功能再度读取。”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透露。
研究型病房的特别设置，在北京市的各家试点医院都有所体现。在以精神病专科见长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记者在药物临床试验机构1期病房看到，与北京天坛医院的两人间、三人间病房不同，这里的研究型病房更多是单人间。
“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在发病时有冲动、伤害行为等风险，需要物理隔离。”该病房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研室副主任李安宁解释。
“研究型病房与普通病房不一样。这里一般还配套有抢救间、研究样本储存室等。病房功能齐全，才能保障患者安全、试验规范高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行政副主任、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副主任李健说。
这些特别之处，让患者更为安心。“现在医生护士把我照顾得挺好的，没啥不方便，我就让家人回去照顾孩子了。”李星说，儿子的健康成长是他最牵挂的事。
从一开始就交付信任
李星所在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肿瘤综合治疗病区，不全是研究型病房。全病区共42张床，其中有12张是试验研究专用，其他是普通病床。走进病区，人们很难根据病房内外的装修、陈设、配置等，将研究型病房与普通病房区分开来。唯一的差异在于病房门口的床位序号挂牌，标注了英文字母“R”的，就是研究型病房。
李文斌解释：“以前用的是汉字‘研’，后来考虑到可能会引起患者的心理不适，就改成‘研究’的英文单词（Research）首字母了。”
这一改动从侧面印证，在该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需要一些与在普通病房不同的能力。针对患者的特殊心理状况，给予情感支持和情绪疏导，就是其中之一。
“就拿听到试验招募信息的反应来说，受试者经常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李文斌介绍，有人认为这种治疗费、住院费、护理费、医事服务费等全免的事，就像“天上掉馅饼”，肯定是骗人的。有的患者第一反应是“拿我当小白鼠”，太危险了。
“事实上，研究型病房的收治标准非常严格，每一项药物试验都需要国家药监局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才可以进行。”李文斌表示，在该病区，只有经过标准流程治疗后仍然无效而尝试新药有可能起到效果的患者，才会进入临床试验的考虑范围。他以李星为例介绍，对于复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目前国际诊疗指南NCCN推荐的首选治疗方案就是临床试验。
上述这些解释，该病区研究型病房的专职医生康庄，每年要对患者及家属讲解无数次。“从患者入组筛选、随机用药到后期随访，都是我来负责执行。”康庄解释，参加试验的患者，有的是被医生推荐而来，有的是自己报名，“我要做的主要是两点：一是严格按照医学判断对患者进行筛选；二是患者入组或拒绝，全部遵循患者自愿原则。从一开始就要充分沟通、建立互信。只有患者交付了信任，才能保证试验依从性”。
当患者开始试验、用药，对于医生来说，更大更多的挑战也就来了。因为用的是尚未上市的新药、新疗法或者新器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测和保证。
“每次用新药最开始的24小时会有一定风险。那一整天，我都会在患者身边。”康庄说，目前在该病区试验的新药在安全性方面有一定保证，但少数时候，患者会出现休克、过敏等反应，有的患者用药后会有心率、血压、体温等生命体征变化。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比在普通病房更高的急救能力和对症处理水平。
每期临床试验，对受试者不良反应的观察都有具体要求。这是新药审批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因此，研究者还被要求给予患者更好的关注和观察。“受试者身体的任何变化，哪怕是便秘，我都要及时发现、详细记录，并考虑这些变化跟试验用药的相关性。”康庄说，普通住院患者的病程记录可能就是一页纸，但进到研究型病房，就变成了厚厚一沓。
这些记录背后，是研究者与患者更为紧密充分的交流。“有的患者一用药就是两三个月，我就两三个月天天能见到他。他们哪里不舒服、有什么事都跟我说，有时候连家长里短也说，我们处得跟朋友一样。在别的病房，可能患者出院了治疗就结束了，但我们还会定期联系患者。对于他们出院之后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们也要协助去解决。这既是试验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工作习惯。”康庄说，“这确实更累，但也更吸引了我。”试验的不确定性，让这场生命探索有了更多感情的牵绊、互动的热度。
希望的曙光与永恒的期待
康庄和李文斌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些临床试验带来了美好的“副作用”。比如，在试验中他们发现，有一款肌肉注射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新药，不仅让患者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皮肤竟然也变好了。还有一个新药，在试验中被发现还具有生发、治疗脱发的作用。还有的抗癌新药，患者使用后表示睡眠质量大有改善……“这些意外发现，引领我们又开启了新的科研。”李文斌说。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李健记得，10多年前，他做新药三期临床试验时，不仅要照顾患者，还要管理试验药物，所有的数据表格要自己填，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围绕上述工作，已经有了临床研究团队：研究护士、协调临床试验管理师、质控人员、药房管理人员。这里管理精细、严谨、规范，试验的安全性更有保障；这里充满未知、挑战、惊喜，对医务工作者越来越有吸引力。
这几年，我国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原研药物批量涌现，新药审批速度加快，临床试验的数量成倍增加。“这对医生来说是提升能力的好机会。”李健表示。
“药物临床试验是所有研究中最严格的。尤其是国际多中心的，特别锻炼研究队伍，有助塑造科学精神。”王拥军谈到，由此带动的整体科研实力的提升，将放大中国医学科研国际影响力、话语权；由此催生的科研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的建设完善，将为中国医学科研的做大做强提供持续动能。
最重要的是，攻克疾病是患者和医务人员永恒的祈盼。为此，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患者勇于尝试，缺一不可。研究型病房，既是为全球医学科研贡献中国智慧的舞台，也是为新药疗效是否适合中国人体质打出精准分数的真实考场。所以，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潘苏彦将这里称作“患者新希望的诞生地”。
在这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淋巴瘤、黑色素瘤等研究团队已经开始发力成果转化；北京安定医院联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天津市安定医院等共同建起了“京津冀精神卫生大数据平台”，为临床科研提供更多的真实世界数据。而李文斌和康庄欣慰地看到，病房里不少已被一线疗法“宣判死刑”的脑瘤患者，各项指标转好。
李星目前病情稳定。这位年轻的父亲在患病后有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思考。未来的甜和苦，他都有预期和准备。“前几天，我已经报名，志愿捐献遗体。”他说，他希望为医学事业做点事。“但我也跟李主任讲了，如果试验很成功，我能再活10年，我就能把儿子培养成才……”说到这里，他和李文斌的手紧紧握着，攥成一个大大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