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介素养调控个人信息反应
王保真 绘
现代社会充满风险,在环境信息刺激作用下,由于个人感到应付能力不平衡,会产生某种适应环境的紧张反应状态,这种反应称作应激反应或者狩猎反应,这就需要人主动去调控。一般来讲,适度的应激反应有助于人调动起内部机能,获得战胜困难的潜在力量。但是,应激反应如果超过适度状态,就会产生过激现象,不仅无助于困难的解决,甚至还会伤及心理和身体。
在新冠肺炎这类超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封城和宅家造成了人的活动闭锁,这与传播场域的空前扩展和活跃形成巨大反差,我们要意识到人在这种信息场中会呈现一些普遍特点:
一是信息被人感知后一定会引进主观的评价,同时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心理生理变化。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人对刺激的反应是否合适,会影响到心理乃至行为是否失调。
二是人对敏感信息的关注度会不自觉倍增。敏感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会有累积效应,定向累积超出了人的适应能力,就会引起机体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调。
三是圈层循环。根据数据分析,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硬核事实并不是信息主体,而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它们在网络上形成链式放大和循环变形,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当中,熟人的信任传递,会螺旋式地强烈带动人的注意力,形成心理冲击。
当公众知道了这些特点之后,有助于更加了解自己和把握自己。也许会有人讲,自己的健康自己关心,防病毒感染就是要多了解信息才能防护好自己。这个观点看起来有道理,但是任何行为失度就会走向与愿望相悖的境地。例如,常识告诉我们,过载是危险的。人的注意力与时间分配,都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而恰恰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一些人不自觉地陷入信息过载状态,日夜盯住手机屏幕不放,机械式地不停刷屏,直至焦虑难安,健康失调,这就是由信息过载而导致的心理和生理过激反应。
古人讲“心之官则思”,在面对信息大潮瀚漫而至的状态下,每个人都要做有心人,既保护好自己利益,也维护好别人权益。这就需要通过有意识地增加媒介素养,以主动调控取代被动接受,感知到传播即涉责任和伦理,以此获得内心自安和行为得当。
互联网具有普遍性特征,任何人都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布信息,传播学上叫普遍赋权,打个比方叫作网络信息进出“无门坎”。增强媒介素养的作用,就如为自己安装一个双向的阀门,不致使任何信息都可无节制地冲击心灵和产生过度应激,也使自己不会任性地向外发布不负责任的信息。
媒介素养并不神秘,它与人的其他修养是相联系和互通的,只是具体到当下这个媒介社会中,万事万物都通过互联网而媒介化了,所以基于媒介而增加一些与此相关的素养,这既是急需之务,也是固本之策。
媒介素养的基本构成和出发点有三条,一是用以获益,二是沟通交互,三是自护护人。用以获益既需要掌握一定媒介知识和技术,也需要立场与方法;沟通交互决定了双向传播中运用何样的文化与伦理;而自护护人则看一个人用何种道德、法律、责任意识去保护自己和维护社会。
在重大疫情期间,基于用以获益、沟通交互、自护护人三个方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从实际出发、简便可行的方法,调控自己的信息反应,体现出一个有素养的信息接受者的行为方式。
一是调控对媒介信息的依赖性。过分消费信息是一个普遍现象,低头看屏和拇指点动占据时间过多,影响正常生活。意识到这一点后,可以主动降低依赖度,调控用于信息交互的时间,解除冗余信息对自我的捆绑。
二是调控交往伦理的自筛性。哪怕网上一个点赞一个表情,都是对话题的表态,这些既反映立场,也折射出伦理。在算法推荐的场域中,你选什么就优先获推送什么,这就需要体现素养,分辨真伪,注意挣脱“茧房效应”的束缚。
三是调控信息冲击的风险性。从线上到线下,有着潜在盲目行为的可能风险。由不信任感、邻避心理等驱使,有话语冲口而出、事情做了再说的可能。之后可能会后悔不及,但网络行为覆水难收。
在我国一些省份如广东,媒介素养教育已进入中小学,说明其正在成为一项基础素养受到重视。现在遇到重大疫情窗口,给更多的成年人补上这一课,也可列为一项抗疫的长远与应急结合之举。(作者:江作苏,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