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乡村：要保留，更要振兴
联合时报：“寸土寸金的上海为什么还要种地”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有人提出，农业产值在上海总的经济盘子中占比微不足道，而上海的经济发展面临建设用地不足的制约，如果把上海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就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产生更高的效益。请问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蔡友铭：这种观点是用非常狭隘的眼光、抽象的纸面逻辑在分析复杂的现实问题，很难说对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合称“三农”，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都不曾被分割看待。“三农”，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生态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上海不仅要保留乡村，更要把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先说政治问题。从历史来看，我们国家政权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农业、农村、农民”为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21世纪已经连续出台十七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他都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坚持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获得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上海接近70%的土地仍然是农村集体所有，上海还有接近100万户、240多万农民，近150万农业从业人员，这些都决定了农业、农村将在上海长期存在。
上海是早期人类活动地之一，先祖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上海又是传统的鱼米之乡，有丰富的农耕文化积淀。100多年前，美国有机农业先驱、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H•金为了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还曾把目光转向东方，在其著作《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中，用大量的篇幅表达了对当时上海农业技术的赞赏。这种扎根本土、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尤其需要保护，而农村是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可见从文化角度讲，农业农村也是上海不可丢弃的，上海人需要这样的精神家园。
这还是一个生态文明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视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科学界定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和内生关系，蕴含着重要的生态哲学思想，在对自然界的整体认知和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处理上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
另外，即使只用经济的眼光来看，上海也必须坚持一部分农产品本地生产。比如今年初的疫情期间，省际交通受阻，地产蔬菜对稳定市场供应就起到了极大作用。
从经济效益讲，市民喜爱的绿叶蔬菜，不耐储存、不耐长途运输，就必须维持较高的自给率。上海还有一大批经得起市场检验、备受市民喜爱的农产品品牌，其经济效益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是非常适宜的都市产业。
联合时报：上海农业的现状怎样？您最关注哪些特点？
蔡友铭：进入新世纪后，上海农业产值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2000年时为216.5亿元，2014年达到343.78亿元的峰值，2018年回落到289.58亿元。在上海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则是从2000年的1.6%逐年下降到2018年的0.3%。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整个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产值快速增长，相比之下农业的占比就小了。另外，上海的农业生产用地也从2003年的400多万亩下降到最近的200多万亩，虽然从单位土地产出的角度讲，上海的农业生产效率有明显提高，但总量肯定是下降的。从产品大类来看，主要是畜禽的产量下降较多。
上海农业在全国来说大都市特色比较突出，“不求大而求精”。比如坚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在全国各省区市率先整建制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可追溯体系保持在90%以上，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等。
“十三五”期末，上海对农业现代化水平从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科技支撑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质量效益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和支持保护水平六个方面开展评估，得分81.51分，可以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我认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是上海农业非常重要的特点。这里当然也有上海市农科院的一份努力。
上海的农业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产业链优势、装备配套优势、市场营销优势。受制于各种条件，其潜力还未充分发挥。
直面上海农业优势和短板激发内生动力
联合时报：既然上海农业发展不缺决心，不缺钱，也不缺技术，为什么乡村振兴还是给人“任重而道远”的感觉？是不是恰好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在上海不具备吸引资源的能力？
蔡友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反映在经济上，生产关系的改革如果不到位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应该说农业领域仍然残留了较多计划经济色彩。比如，全国性的“开放、统一、协调”的农产品流通市场，我们国家是不够发达完善的。农业生产领域，仍然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地带性，基本上就是一方土地管一方农业。跨地区发展组织也不发达，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受到很多局限。
由于无法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就制约了在技术、资金、管理能力上具有优势的上海农业的发展，无法形成大型的、有资源配置能力的农业企业。面对国际市场，上海农业企业的显示度、贡献度、配置资源的能力都不够。对照市委“上海要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要求，这就是短板。
上海农业产业发展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现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不平衡不充分，点上突破较多，但是总体看起来系统性不够。农业有很强的自然属性，有产前、产中、产后三个过程，我们现在农业全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是不平衡的。比如水稻，生产环节机械化水平高些，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土地产出也提高了，但生产后道活动的现代化水平没有及时跟进，就影响了整条产业链的效率。蔬菜生产比较受重视，但保鲜物流、产销对接没有跟进，蔬菜田头交易的比重仍较大，采用订单式生产的比重较低，农产品的附加值就无法提高。农业产业体系还存在资源环境匹配度不高、流通体系效率不高、低端农产品过剩和高端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等问题。
又比如，上海在设施农业、现代农业上有相对优势，但设施农业用地的供应却受到限制，花卉、菌菇的工厂化生产就没有办法充分发展。这些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无法扩大生产，农民收入就无法增加。又比如，土地流转承包后，针对高标准生产基地建设的相关土地政策不稳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和约束机制也不到位，经营者和土地承包者都觉得自己面临很大风险，导致签订长期流转合同的意愿不强，这就影响了新增高标准生产基地建设的投资。
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也制约了上海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前面提到近年上海养殖业产值急剧减少，就与对农业环保工作的理解和农业污染源的认定存在误区有关。一些职能部门在工作中简单地将养殖业作为污染源搞“一刀切”，不仅影响了养殖业的发展，还影响了种植业对有机肥的利用。实际上，市农科院研发的稻畜种养结合废弃物一体化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完全可以低成本构建“农业清洁生产——农业多源固废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循环农业”全产业链。
另外，农业经营主体“小、散、乱”的现象普遍，生产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农业产业体系对全产业链的覆盖不足、运转效率不高，农业从业人员结构失衡、年龄老化，农业机械化水平仍然偏低等因素，都制约了上海农业充分发展。
联合时报：在你看来，上海农业要全面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蔡友铭：最难的是找到适合中国的农民组织化道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对农民来说，土地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还是财产权利。不论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世界各地都是如此。这就使农业生产具有与生俱来的小农属性。而随着大流通、大市场的发展，二者必然产生摩擦和冲撞。为了适应大市场环境，世界各地的农民都不约而同走向组织化，来协调和缓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张力。
比如，日本农业能在20世纪中期取得较大发展，离不开农协提供的各种服务。他们利用联合的力量，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通过服务，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分散生产的农户同城乡结合的大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
从组织性质上看，日本农协既是扎根农村基层的农民互助合作组织，同时又是具有特殊性质的企业法人，从而兼具群众团体和工商企业的双重特性。日本农协的发展初衷及愿景是通过农民共有、共建、共管和共享，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发展，提高基层农民福利，增强农村社区活力。以此为宗旨，日本农协获得基层农民大力支持，构建了十分广泛的组织基础。
近年来，日本农协朝着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为会员提供了包括生产销售指导、金融保险服务、健康医疗福利等在内的综合服务，全面涵盖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相关的各领域，会员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力巨大。
作为农民自主经营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协主要从事农产品的销售，农业生产所需肥料、农药及农机器具的采购，金融、技术与经营指导等活动。以“农业者”(包括农户以及小规模农业法人)为主体。由于其成员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农协也提供日常生活资料，还开展存贷款等信用事业、共济互助事业以及老年人的福利、健康管理、旅行等多种事业。简言之，农协发挥着农户与市场、农户与政府之间的中介和纽带作用。
日本的农协虽然运作效果不错，但是可以借鉴却无法照搬。日本农协的出现有一定历史背景，即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超过半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且多数农民均为无耕地贫农，农民长期受地主剥削导致生活困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萎靡不振。这是日本政府大刀阔斧的农业改革能够顺利落实的重要原因。其他欧美地区的农村走向现代化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有些过程还伴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立，原样照搬是不现实的。
农民组织化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算小账，要算长期账。虽然是长期账，但也要适时积极推进。我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是关键一步，其中“确权登记”是第一步，这一步上海已经迈得比较扎实。承包地流转、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土地作价入股、合作开发、资产托管等就能在此基础上开展。
“党建引领”，是上海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突出以党建促发展，组建党员志愿者队伍，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算，已经取得不少经验。沿着这个方向，很可能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民组织化道路。
吸引年轻人投入以恢复农村发展的活力
联合时报：“三个农民200岁”，这种现象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请问在城镇化仍是主流的情况下，农业后继无人的局面该如何破解？
蔡友铭：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中国特色。农村年轻人口流失，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是世界性问题。比如据欧盟统计，到2050年，欧洲农村地区人口预计将减少790万。他们正积极推进的“建设21世纪智慧乡村”项目，就意图通过重点开展数字化与智能化建设，让乡村生活更便利、农业生产更智能，增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恢复农村发展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时非常重视新型农民的培育工作。2007年6月他在闵行调研时就指出，“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懂得现代技术的现代农民。这个方面，你们的工作条件好一点、基础好一点，应该做得更好一点，可以在上海起示范作用，甚至为全国提供经验”。
总体上，城市化与农村老龄化是伴生的。“三个农民200岁”是表象，农村改革不到位是深层原因，现在实施乡村振兴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农村要对年轻人有吸引力，促进城乡融合是根本。对上海来说，最基础的工作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体化。把这块短板补上，一部分年轻人就更有意愿入乡创业。
还要做好乡村产业文章，通过工业园区的集中、农村建设用地的高效利用，接纳一部分城市产业转移。同时提升上海郊区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总部经济，成为能高效配置国内外农业资源的总部，来提升上海农业的效益和收入。要持续深化涉农制度性改革，合理安置补偿农民土地经营收入、集体经济收入等，让年轻人有发挥空间，让农村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