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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我和138个医生护士度过了65天 | 疫区手记

记者/刘汨

编辑/宋建华

最后一天,中医医院护士蔡卫敏和患者拥抱告别

我曾经问医疗队的医生老苑,这次来武汉,会给他人生带来什么改变么?老苑说,那种改变在17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2003年,老苑即将进入非典一线,那之前,他受了一个同学在北京全款买房的刺激,刚联系好一家公司,准备从医院辞职。

从隔离病房回来,老苑放弃了辞职的打算,物质对他的吸引力好像变小了,“干一份快乐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在武汉的65天,作为一名随队记者,我跟着北京医疗队138个医生护士,一次次往返在住地三角湖路和协和西院之间。当三月底,支援任务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曾经问过老苑的那个问题。

无论对医疗队的所有人,还是在他们帮助下,走出隔离病房的220个病人,这段经历会给他们留下些什么?也许现在还没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一定会有一些印迹,在今后的日子里显现。

临别之际,一位武汉本地护士落下了眼泪

告别

撤离的消息来得有些突然,3月30日最后这天,已经没有护士檀学兵的班了,她还是进了病房,要去跟161床的老胡告别。

前几天采访的时候,我刚问过檀学兵,假如要走了,会跟老胡说些什么。檀学兵想了想,也许一句“我要回去找我爸妈了”,是病房里这位忘年交,最容易接受的理由。

檀学兵和老胡熟络起来,是因为一次抽血。老胡怕护士不能一次成功,总是躲着,檀学兵过去的时候“骗他”,只是看看、不抽,说话间就把一管血抽了出来

从那以后,老胡越来越依赖檀学兵,不光抽血,监督吃饭、换膏药和收拾房间这些日常护理,也总想让檀学兵来做。

两个人越来越熟,老胡给檀学兵起了个外号,叫她“檀木梳子”,檀学兵也不客气,反过来说:“那你也选一个吧,按我们北方人的叫法,是叫你老胡还是胡大爷。”

老胡翻檀学兵的朋友圈,看见一张她抱着小孩的照片,问是她的孩子么。檀学兵说自己还没结婚,老胡感慨,家里有个小辈和檀学兵一样大,现在都已经有孩子了,然后他又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去。”

告别的这个下午,老胡脸上没什么笑脸,他的“老小孩”脾气又犯了,还是不想吃饭,“昨天晚上不舒服,而且真的舍不得你们。”

檀学兵最后帮老胡贴了一次膏药,收拾了床头的东西,还给他换了弄脏的床单。老胡有些不好意思,又说起了檀学兵的婚事,“以后谁娶了你,肯定特别幸福。”

傍晚5点多,哄着老胡多吃下两块牛肉,檀学兵走到了门口,回头说:“老胡,我真的走了啊,你别哭,咱们肯定会再见的。”

一位即将被推进病房的病人

医生查房时,一名患者听说自己恢复不错,做出双手合十的姿势

医患

最后的那个下午,不光檀学兵,很多不当班的医疗队员都进了病房,他们各自有个最放不下的病人,要去再见上一面。

很多人都觉得,这段特殊时期的医患关系,要比往常融洽了很多。

一个50多岁的老医生跟我说,这段日子像是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他在一所县医院上班,病人家属不能来探视,统一把粮票交到医院,到了时间,病房就上锁了。这和现在的隔离病房有些像,医生只面对患者,不用考虑太多和家属沟通的技巧、琐碎。

免费治疗的政策也缓解了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压力。一个年轻医生告诉我,一度让他最苦恼的,就是总要和患者去谈“钱”的问题,解释费用明细、告知非医保项目,“我是治病救人的,却弄得像做买卖一样”,各种误解和争执也从中而来。至少在最近这段时间,看病又成了一件特别“单纯”的事。

但这终究是特殊时期的状态,医疗队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民航医院和朝阳医院那两位遇袭的医生,一些现实的问题可能还会存续下去。

一位医生跟我谈了他自己的理解,患者的不满通常来自于上游的医疗体制,爆发的对象却是终端的医生护士,“医患关系本来就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查房时,老苑和患者有说有笑

病房里呼叫铃总是响个不停

查房

撤离这事也让世纪坛医院的老苑措手不及,最后一次值班,他刚跟病人们说过“会陪他们到最后”。我跟老苑查过一次房,能想象,他做出这个承诺时的模样。

老苑查房的时候,嬉笑中带着认真,三个女患者叫着“男神”、拉着他合影,老苑笑呵呵提醒其中一个人,口罩戴反了。还有隔壁病房那个“不听话”的老大爷,老苑掰着指头给他算,最近查房至少两次看见他没在吸氧,“我都给你数着呢。”

我挺感激老苑和院感李红老师那次带我进病房,不光是护我周全,也让我亲眼看见了,那些曾经只是听过、写过的人。

比如143床的大爷,刚到武汉第一周,就听说了他的事,老伴儿在对门去世,最后一面儿都没见上;还有113床的大姐,接连几个医护跟我说过,她老公也在别的病区去世,她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还在给老公发微信。

快两个月的时间里,断断续续从不同的人那里知道他们的境况,怎么挺过治疗中最煎熬的时候,怎么试着接受爱人离去的痛苦。我没想到有一天能亲眼看见他们,而且看上去,他们已经好些了。

我还看见了陈莹,老苑形容,她就像是12层病区的“国宝大熊猫”,得到了格外多的关注和看护。

陈莹身上几乎汇聚了隔离病房里所有戳人心的经历,和她一起入院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自己的病情也一度非常危重,而且她还很年轻,只有35岁。

医生臧学峰只比陈莹小一岁,他第一次给这么年轻的病人告病危。那个晚上,臧学峰给陈莹叩了半个小时背,她只咳出了很少带着血丝的粘液;臧学峰数了数陈莹呼吸的次数,正常人每分钟20次左右,陈莹每分钟60次,急促而无力。

协和西院只有20张ICU床位,臧学峰想帮陈莹争取一张,他连着打了几个电话过去,一直强调:“病人很年轻,一定要尽力试试!”

20多天后,陈莹病情好转,从ICU回到了12层病区。她已经不记得臧学峰了,但还记得那晚的感觉,身体里好像浸满了水,已经没到嗓子眼了。

等待接送夜班医护人员的摆渡车司机

病房内一位病人向外张望

心伤

老苑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临近尾声的一次采访,我才看见了他心里的另一面。那天他很坦承地告诉我,相比17年前在非典一线,这次给他的挫败感可能更强一些。当年他还年轻,在病房里抱着学习的心态,17年后,他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和资历,以为可以做的更多。

关于来武汉的最初半个多月,医疗队很多人都提到了“挫败感”这个词。在一次死亡病例讨论上,两个病人都是在老苑班上走的,他介绍着病程诡异的发展,十几分钟前还说过话,病人上了趟厕所回来血氧就掉了下来,之后人就走了。他越说脸色越难看,最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起那段时间,一个年轻的ICU医生向我历数着,他在北京可能得到的各种先进设备,到武汉初期,呼吸机都是缺乏的,而操作呼吸机,是ICU医生的硬核技术之一。“没了那些设备支持,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太少了。”

我问老苑,不管是对新发疾病的陌生,还是医疗设备的缺乏,这些都不单是医生自己能解决的,难道不能成为宽慰自己的理由么?老苑说,大部分医生都不会这么想,“我们只会觉得,还有些是自己能做、但没做到的。”

我一直以为,医生护士见多了生死,心里会更加泰然处之,但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

老苑当了几十年医生,记得每个他送走的病人最后的情形,他形容那种感觉,好像有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从身边飘走了,怎么抓也抓不住。

到了武汉以后,老苑开始写工作日志,里面有治疗上的问题,也有经历的各种人和事,他说这日志不会给任何人看,也不会当作文献发表,就是把这段日子记录下来。

医疗队刚抵达武汉不久,宣武医院医生李艳第一个跟我提起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是经历非典一线后,给她心里留下的痕迹。至今,李艳仍然能用极富画面感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年轻医生在那一年所受到的冲击。

三月初,我又和李艳聊了一次,病房里的战事已经不再那么焦灼。李艳说起了那些走了的人,当疫情过去,有没有人会为他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或是分析些什么?

对于一些去世的病人,李艳明白救治的难度有多大,但她还是忘不掉,只能在心里找个地方把记忆埋起来,“也许年老时,想回忆过去了,这些经历又会被说起,也还是痛苦的。”

进入病房前,宣武医院护士阮征拿起了妇女节这天送来的花束

几名骑共享单车返回住地的医疗队员

同道

为了欢送北京医疗队,协和西院护士长胡娟娟组织本地护士们表演了一段舞蹈,排练时间太仓促,舞步不算齐整,但还是引来了阵阵掌声。

表演之后,胡娟娟带着本地护士们列队鞠躬致意,还没低下头,眼泪已经掉了下来。像之前每次接受采访时那样,胡娟娟总把对北京医疗队的感谢挂在嘴边,但其实他们自己也付出了很多。

在一次病例讨论会上,商量要提高病人使用尿管和胃管的比例,医生看着胡娟娟说,这可能要加重护理的工作量了,胡娟娟连回了几个“没问题”,但说到要做难度更大的动脉采血时,胡娟娟犯了难,她手下的护士大多是外科出身,工作时间也不长。

在前期把精锐投入到发热门诊后,协和西院剩下能与北京医疗队搭班的,大多是非对口科室的医生护士,专业上的跨度,短时间难以逾越。

在办公室,我见过那个被大家叫做“杨妈”的协和西院医生,刚脱了防护服的她,脸还红扑扑的,急慌慌地说,里面有个病人情况很不好,她有些被吓到了。

杨妈50多岁了,是个耳鼻喉科医生,以前连病人去世都很少见到。这段日子,杨妈学会不少事情,包括怎么向家属告病危,怎么和殡仪馆协调时间,以及怎么转交遗物。

医疗队医生张捷跟协和西院一位口腔科医生搭过班,两个人同岁,那个医生也是自己领域的专家。到了休息室,那医生一边张罗热饭、倒水,一边说:“张老师,我哪做的不对,你就说我,骂我都没事,我肯定改。”

看着这些在隔离病房里边学边干的本地同行,张捷心里不是滋味,“好像有种炮兵打冲锋的感觉”。

胡娟娟带着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向北京医疗队告别

武汉本地医护人员为医疗队编排了舞蹈送行

声名

回北京登机的时候,站在舱门口的空姐哭花了妆,双手合十着向天坛医院的护士袁磊致敬。这一幕正好被拍了下来,队里好多人开玩笑说,空姐是被袁磊凶巴巴的光头吓哭了。

两个多月前第一次见袁磊的时候,他还没剃光头。因为在传染病医院工作过,袁磊被安排给武汉本地医护演示穿脱防护服,他当时说了句很重的话,“大家一定要看仔细了,这是保咱们命的东西。”

那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没再见过袁磊严肃的样子,他习惯和周围人插科打诨,很多队员都被他“岔过”。

再看见袁磊正经说话,已经是三月底了,妻子顺利做完第一次产检,看着B超的照片,袁磊掉眼泪了。他跟我说,会把刚发下来的抗疫证书留好了给孩子看,“告诉他(她),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妻子怀孕产检的事上了新闻,一个一直喜欢袁磊的女孩看见了,发了条特惆怅的朋友圈,袁磊无奈地指着我说:“你们这些记者啊……”

医疗队里很多人和袁磊的想法一样,他们觉得在武汉的工作内容和平时区别不大,只是情势更急迫、危险些。他们没想到,在病房和生活中的那些细碎,会在新闻报道中成倍放大,成为感动很多人的闪光点。

志愿者送来过一批文化衫,上面有武汉的孩子们手绘的图案,袁磊开始分到的那件,背面写着四个大字“英雄留步”。袁磊哭笑不得,又找人换了一件。

“英雄这俩字,我真担不住”,袁磊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还是想把自己摆在原来那个位置,不然早晚会有落差。回了北京,日子又是庸常的模样,袁磊要考虑职称考试,还要操心买房的事,他和妻子一直在租房,要有孩子了,不能再这么将就下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从住地到医院的路上,都没什么行人和车辆

善良

我问过医疗队很多人,为什么会干上这行,回答不尽相同。

高考之后,趁着袁磊斗地主的功夫,父亲帮他填了护理专业,理由是好找工作。袁磊说他干什么都有种“混的心态”,但希望混的像样些,“也许有一天我不会再干护士了,那时候回头看,总要留下些什么。”

因为有亲人去世的早,老苑动过学医的念头,但他更想学的是物理。赶上那年物理分数线涨了好多,老苑掉到了第二志愿,最后当了医生。

我说挺羡慕他的,不是每个职业都有机会,能在现在担负起这么多人的希望。但老苑也说,这就是他的工作,他是感染科医生,回了北京多半还要去发热门诊值班,这身防护服可能要穿到下半年了。

在援助任务临近尾声的时候,医疗队宣武医院的队员们,和后方200多名在读的医科生进行了一次线上座谈。其中一名学生向李艳提问,想让她对比一下,这次支援武汉和当年非典一线的不同。

李艳想了想说,过去了十多年,医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那时没有ECMO、没有经鼻高流量吸氧,如今,支持手段越来越多。

但她也提到了“人”的因素,她希望这些医科生现在能学好真本领,“我在想一个问题,再过20年,你们会是各个医院的中流砥柱。那时,我们已经是耄耋之年,也要面临生老病死,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和家人交给你们吗?”

那天的座谈上,医疗队武汉籍医生肖汉也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他依次念出宣武医院每位队员的名字,“我作为一个武汉人,谢谢大家。我来是应该的,你们来,谢谢你们。”

肖汉说,他想谈谈善良。身着白衣,来到疫区是职责所在,但他觉得,一切的核心仍然是善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智慧让人类爬上了地球生物链的顶端,但是,是善良让人类社会存在了下去。”(文章由树木计划作者北青深一度创作,在今日头条平台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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