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我和138个医生护士度过了65天 | 疫区手记
记者/刘汨
编辑/宋建华
最后一天，中医医院护士蔡卫敏和患者拥抱告别
我曾经问医疗队的医生老苑，这次来武汉，会给他人生带来什么改变么？老苑说，那种改变在17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2003年，老苑即将进入非典一线，那之前，他受了一个同学在北京全款买房的刺激，刚联系好一家公司，准备从医院辞职。
从隔离病房回来，老苑放弃了辞职的打算，物质对他的吸引力好像变小了，“干一份快乐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在武汉的65天，作为一名随队记者，我跟着北京医疗队138个医生护士，一次次往返在住地三角湖路和协和西院之间。当三月底，支援任务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曾经问过老苑的那个问题。
无论对医疗队的所有人，还是在他们帮助下，走出隔离病房的220个病人，这段经历会给他们留下些什么？也许现在还没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一定会有一些印迹，在今后的日子里显现。
临别之际，一位武汉本地护士落下了眼泪
告别
撤离的消息来得有些突然，3月30日最后这天，已经没有护士檀学兵的班了，她还是进了病房，要去跟161床的老胡告别。
前几天采访的时候，我刚问过檀学兵，假如要走了，会跟老胡说些什么。檀学兵想了想，也许一句“我要回去找我爸妈了”，是病房里这位忘年交，最容易接受的理由。
檀学兵和老胡熟络起来，是因为一次抽血。老胡怕护士不能一次成功，总是躲着，檀学兵过去的时候“骗他”，只是看看、不抽，说话间就把一管血抽了出来
从那以后，老胡越来越依赖檀学兵，不光抽血，监督吃饭、换膏药和收拾房间这些日常护理，也总想让檀学兵来做。
两个人越来越熟，老胡给檀学兵起了个外号，叫她“檀木梳子”，檀学兵也不客气，反过来说：“那你也选一个吧，按我们北方人的叫法，是叫你老胡还是胡大爷。”
老胡翻檀学兵的朋友圈，看见一张她抱着小孩的照片，问是她的孩子么。檀学兵说自己还没结婚，老胡感慨，家里有个小辈和檀学兵一样大，现在都已经有孩子了，然后他又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去。”
告别的这个下午，老胡脸上没什么笑脸，他的“老小孩”脾气又犯了，还是不想吃饭，“昨天晚上不舒服，而且真的舍不得你们。”
檀学兵最后帮老胡贴了一次膏药，收拾了床头的东西，还给他换了弄脏的床单。老胡有些不好意思，又说起了檀学兵的婚事，“以后谁娶了你，肯定特别幸福。”
傍晚5点多，哄着老胡多吃下两块牛肉，檀学兵走到了门口，回头说：“老胡，我真的走了啊，你别哭，咱们肯定会再见的。”
一位即将被推进病房的病人
医生查房时，一名患者听说自己恢复不错，做出双手合十的姿势
医患
最后的那个下午，不光檀学兵，很多不当班的医疗队员都进了病房，他们各自有个最放不下的病人，要去再见上一面。
很多人都觉得，这段特殊时期的医患关系，要比往常融洽了很多。
一个50多岁的老医生跟我说，这段日子像是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他在一所县医院上班，病人家属不能来探视，统一把粮票交到医院，到了时间，病房就上锁了。这和现在的隔离病房有些像，医生只面对患者，不用考虑太多和家属沟通的技巧、琐碎。
免费治疗的政策也缓解了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压力。一个年轻医生告诉我，一度让他最苦恼的，就是总要和患者去谈“钱”的问题，解释费用明细、告知非医保项目，“我是治病救人的，却弄得像做买卖一样”，各种误解和争执也从中而来。至少在最近这段时间，看病又成了一件特别“单纯”的事。
但这终究是特殊时期的状态，医疗队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民航医院和朝阳医院那两位遇袭的医生，一些现实的问题可能还会存续下去。
一位医生跟我谈了他自己的理解，患者的不满通常来自于上游的医疗体制，爆发的对象却是终端的医生护士，“医患关系本来就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查房时，老苑和患者有说有笑
病房里呼叫铃总是响个不停
查房
撤离这事也让世纪坛医院的老苑措手不及，最后一次值班，他刚跟病人们说过“会陪他们到最后”。我跟老苑查过一次房，能想象，他做出这个承诺时的模样。
老苑查房的时候，嬉笑中带着认真，三个女患者叫着“男神”、拉着他合影，老苑笑呵呵提醒其中一个人，口罩戴反了。还有隔壁病房那个“不听话”的老大爷，老苑掰着指头给他算，最近查房至少两次看见他没在吸氧，“我都给你数着呢。”
我挺感激老苑和院感李红老师那次带我进病房，不光是护我周全，也让我亲眼看见了，那些曾经只是听过、写过的人。
比如143床的大爷，刚到武汉第一周，就听说了他的事，老伴儿在对门去世，最后一面儿都没见上；还有113床的大姐，接连几个医护跟我说过，她老公也在别的病区去世，她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还在给老公发微信。
快两个月的时间里，断断续续从不同的人那里知道他们的境况，怎么挺过治疗中最煎熬的时候，怎么试着接受爱人离去的痛苦。我没想到有一天能亲眼看见他们，而且看上去，他们已经好些了。
我还看见了陈莹，老苑形容，她就像是12层病区的“国宝大熊猫”，得到了格外多的关注和看护。
陈莹身上几乎汇聚了隔离病房里所有戳人心的经历，和她一起入院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自己的病情也一度非常危重，而且她还很年轻，只有35岁。
医生臧学峰只比陈莹小一岁，他第一次给这么年轻的病人告病危。那个晚上，臧学峰给陈莹叩了半个小时背，她只咳出了很少带着血丝的粘液；臧学峰数了数陈莹呼吸的次数，正常人每分钟20次左右，陈莹每分钟60次，急促而无力。
协和西院只有20张ICU床位，臧学峰想帮陈莹争取一张，他连着打了几个电话过去，一直强调：“病人很年轻，一定要尽力试试！”
20多天后，陈莹病情好转，从ICU回到了12层病区。她已经不记得臧学峰了，但还记得那晚的感觉，身体里好像浸满了水，已经没到嗓子眼了。
等待接送夜班医护人员的摆渡车司机
病房内一位病人向外张望
心伤
老苑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临近尾声的一次采访，我才看见了他心里的另一面。那天他很坦承地告诉我，相比17年前在非典一线，这次给他的挫败感可能更强一些。当年他还年轻，在病房里抱着学习的心态，17年后，他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和资历，以为可以做的更多。
关于来武汉的最初半个多月，医疗队很多人都提到了“挫败感”这个词。在一次死亡病例讨论上，两个病人都是在老苑班上走的，他介绍着病程诡异的发展，十几分钟前还说过话，病人上了趟厕所回来血氧就掉了下来，之后人就走了。他越说脸色越难看，最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起那段时间，一个年轻的ICU医生向我历数着，他在北京可能得到的各种先进设备，到武汉初期，呼吸机都是缺乏的，而操作呼吸机，是ICU医生的硬核技术之一。“没了那些设备支持，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太少了。”
我问老苑，不管是对新发疾病的陌生，还是医疗设备的缺乏，这些都不单是医生自己能解决的，难道不能成为宽慰自己的理由么？老苑说，大部分医生都不会这么想，“我们只会觉得，还有些是自己能做、但没做到的。”
我一直以为，医生护士见多了生死，心里会更加泰然处之，但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
老苑当了几十年医生，记得每个他送走的病人最后的情形，他形容那种感觉，好像有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从身边飘走了，怎么抓也抓不住。
到了武汉以后，老苑开始写工作日志，里面有治疗上的问题，也有经历的各种人和事，他说这日志不会给任何人看，也不会当作文献发表，就是把这段日子记录下来。
医疗队刚抵达武汉不久，宣武医院医生李艳第一个跟我提起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是经历非典一线后，给她心里留下的痕迹。至今，李艳仍然能用极富画面感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年轻医生在那一年所受到的冲击。
三月初，我又和李艳聊了一次，病房里的战事已经不再那么焦灼。李艳说起了那些走了的人，当疫情过去，有没有人会为他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或是分析些什么？
对于一些去世的病人，李艳明白救治的难度有多大，但她还是忘不掉，只能在心里找个地方把记忆埋起来，“也许年老时，想回忆过去了，这些经历又会被说起，也还是痛苦的。”
进入病房前，宣武医院护士阮征拿起了妇女节这天送来的花束
几名骑共享单车返回住地的医疗队员
同道
为了欢送北京医疗队，协和西院护士长胡娟娟组织本地护士们表演了一段舞蹈，排练时间太仓促，舞步不算齐整，但还是引来了阵阵掌声。
表演之后，胡娟娟带着本地护士们列队鞠躬致意，还没低下头，眼泪已经掉了下来。像之前每次接受采访时那样，胡娟娟总把对北京医疗队的感谢挂在嘴边，但其实他们自己也付出了很多。
在一次病例讨论会上，商量要提高病人使用尿管和胃管的比例，医生看着胡娟娟说，这可能要加重护理的工作量了，胡娟娟连回了几个“没问题”，但说到要做难度更大的动脉采血时，胡娟娟犯了难，她手下的护士大多是外科出身，工作时间也不长。
在前期把精锐投入到发热门诊后，协和西院剩下能与北京医疗队搭班的，大多是非对口科室的医生护士，专业上的跨度，短时间难以逾越。
在办公室，我见过那个被大家叫做“杨妈”的协和西院医生，刚脱了防护服的她，脸还红扑扑的，急慌慌地说，里面有个病人情况很不好，她有些被吓到了。
杨妈50多岁了，是个耳鼻喉科医生，以前连病人去世都很少见到。这段日子，杨妈学会不少事情，包括怎么向家属告病危，怎么和殡仪馆协调时间，以及怎么转交遗物。
医疗队医生张捷跟协和西院一位口腔科医生搭过班，两个人同岁，那个医生也是自己领域的专家。到了休息室，那医生一边张罗热饭、倒水，一边说：“张老师，我哪做的不对，你就说我，骂我都没事，我肯定改。”
看着这些在隔离病房里边学边干的本地同行，张捷心里不是滋味，“好像有种炮兵打冲锋的感觉”。
胡娟娟带着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向北京医疗队告别
武汉本地医护人员为医疗队编排了舞蹈送行
声名
回北京登机的时候，站在舱门口的空姐哭花了妆，双手合十着向天坛医院的护士袁磊致敬。这一幕正好被拍了下来，队里好多人开玩笑说，空姐是被袁磊凶巴巴的光头吓哭了。
两个多月前第一次见袁磊的时候，他还没剃光头。因为在传染病医院工作过，袁磊被安排给武汉本地医护演示穿脱防护服，他当时说了句很重的话，“大家一定要看仔细了，这是保咱们命的东西。”
那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没再见过袁磊严肃的样子，他习惯和周围人插科打诨，很多队员都被他“岔过”。
再看见袁磊正经说话，已经是三月底了，妻子顺利做完第一次产检，看着B超的照片，袁磊掉眼泪了。他跟我说，会把刚发下来的抗疫证书留好了给孩子看，“告诉他（她），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妻子怀孕产检的事上了新闻，一个一直喜欢袁磊的女孩看见了，发了条特惆怅的朋友圈，袁磊无奈地指着我说：“你们这些记者啊……”
医疗队里很多人和袁磊的想法一样，他们觉得在武汉的工作内容和平时区别不大，只是情势更急迫、危险些。他们没想到，在病房和生活中的那些细碎，会在新闻报道中成倍放大，成为感动很多人的闪光点。
志愿者送来过一批文化衫，上面有武汉的孩子们手绘的图案，袁磊开始分到的那件，背面写着四个大字“英雄留步”。袁磊哭笑不得，又找人换了一件。
“英雄这俩字，我真担不住”，袁磊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还是想把自己摆在原来那个位置，不然早晚会有落差。回了北京，日子又是庸常的模样，袁磊要考虑职称考试，还要操心买房的事，他和妻子一直在租房，要有孩子了，不能再这么将就下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从住地到医院的路上，都没什么行人和车辆
善良
我问过医疗队很多人，为什么会干上这行，回答不尽相同。
高考之后，趁着袁磊斗地主的功夫，父亲帮他填了护理专业，理由是好找工作。袁磊说他干什么都有种“混的心态”，但希望混的像样些，“也许有一天我不会再干护士了，那时候回头看，总要留下些什么。”
因为有亲人去世的早，老苑动过学医的念头，但他更想学的是物理。赶上那年物理分数线涨了好多，老苑掉到了第二志愿，最后当了医生。
我说挺羡慕他的，不是每个职业都有机会，能在现在担负起这么多人的希望。但老苑也说，这就是他的工作，他是感染科医生，回了北京多半还要去发热门诊值班，这身防护服可能要穿到下半年了。
在援助任务临近尾声的时候，医疗队宣武医院的队员们，和后方200多名在读的医科生进行了一次线上座谈。其中一名学生向李艳提问，想让她对比一下，这次支援武汉和当年非典一线的不同。
李艳想了想说，过去了十多年，医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那时没有ECMO、没有经鼻高流量吸氧，如今，支持手段越来越多。
但她也提到了“人”的因素，她希望这些医科生现在能学好真本领，“我在想一个问题，再过20年，你们会是各个医院的中流砥柱。那时，我们已经是耄耋之年，也要面临生老病死，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和家人交给你们吗？”
那天的座谈上，医疗队武汉籍医生肖汉也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他依次念出宣武医院每位队员的名字，“我作为一个武汉人，谢谢大家。我来是应该的，你们来，谢谢你们。”
肖汉说，他想谈谈善良。身着白衣，来到疫区是职责所在，但他觉得，一切的核心仍然是善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智慧让人类爬上了地球生物链的顶端，但是，是善良让人类社会存在了下去。”（文章由树木计划作者北青深一度创作，在今日头条平台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