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韬奋奖” 中国教育报李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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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李曜明同志事迹材料

李曜明，男，1963年9月生，现任中国教育报新闻采访中心主任，编审。

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研究及期刊编辑工作8年。1993年起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发表各类稿件近万篇，以教育深度报道和典型经验挖掘见长。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和中国产业经济新闻一等奖，两度获全国人大好新闻奖，获全国法制、民族、科技、教育等部委好新闻奖；主持编写7本教育论著。

勇于担当，践行教育记者的使命。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灾区。面对在大灾中受惊受困的老师，面对不顾生死抢救学生的老师，他和同事在震区含泪写下了长篇通讯——《心中装着学生，让平凡人伟大——献给汶川大地震中舍生忘死恪尽职守的人民教师》，这篇最早报道汶川地震教师英雄群体的通讯，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有学校组织老师集体学习，有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有校长用学校的高音喇叭给师生逐段朗读……《青年文摘》当月在卷首转载。不久，他和同事又推出了反映英雄教师精神风貌的著作——《师魂绚丽如虹》，后被新闻出版总署评选为向青少年推荐的百部优秀图书之一，并获四川省图书特别奖。

他是中国教育报到中西部贫困地区采访最多的记者。1995年，他被财政部和教育部聘请为“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专家。每年到贫困地区至少4次，每次最少半个月，他满腔热忱地奔走了15年。

为了摸清中小学“一费制”的真相，2002年冬，他沿长江而下，深入5个省市20多所农村学校，翻出学校账本，一笔笔算收

支帐，条分缕析地找出问题症结，连续推出三个整版篇幅的深度报道。有专家评价，这组报道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每次重大采访活动他都冲锋在前，“两会”报道、“普九”攻坚、汶川抗震救灾报道、新中国成年60周年、建党90周年、教育规划纲要“神州行”等等，都有他的身影。作为中国教育报采访党的十八大的唯一上会记者，他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2012年，他获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员先锋岗”称号。中国教育报授予他“冲锋陷阵奖”，表彰他多年行走一线，践行“走转改”。

深入基层，发现推动教育改革的重大典型。采访就是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对教育难点问题，他习惯于在民间寻找答案，他坚信改革中遇到的任何难题，基层都有解决方案，就看记者有没有慧眼，能不能发现。20多年来，他如同一个“淘宝者”，在全国各地四处行走，一旦有目标被他盯住，就蹲下来用心去挖掘、研究，然后推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改革样本。

推进教育均衡是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2012年春，他到山西晋中农村学校采访，看到过去的“空壳”学校被学生填满了，城里的老师下乡了，进城读书的学生回流了，陪读的家长返乡了，老百姓对教育赞不绝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要让人民来说话。在《改革让农村校绝处逢生》这篇获中国新闻奖的通讯中，他一改过去记者、官员唱主角的写法，让老百姓来当新闻主角，用老百姓朴实的语言评说教育。时任国务委员、现任副总理刘延东对这篇作品批示道：“中国教育报请主管者说改革举措，请校长、教师说改革体会，请家长、学生说改革实效，用图表和数字说改革变化，立体式、多角度展示改革试点和典型的经验，对深化和推进教育改革很有益处。”教育部随即在晋中召开现场会，在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

乡村小学及薄弱学校是影响教育均衡的短板。在成都，当他听到武侯区城乡学校“一对一捆绑发展”的消息后，马上追踪而至，走访了10多所学校，用整版篇幅推出“武侯经验”。他据此提出“教育均衡不是在全国搞平均，而是在一个区域内实现相对均衡”的观点，为全国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范例。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目标，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要求。他报道的顺德教育简政放权经验，变模范为模式，让基层教育部门可看可学。教育部领导看到报道，亲率调研组赴顺德调研推广。

直面问题，努力做接地气的研究型、专家型记者。也许与过去从事教育研究有关，他习惯于从研究的视角做新闻，直面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作为新闻人，他以深度见长；作为教育人，他以专业见长。他认为，教育媒体记者要到基层找问题，从上面找政策，搭建政府与基层联系的“鹊桥”，担当“媒人”的角色，做政策、思想、典型的引领者和推广者，如此才能体现专业报的价值和影响力。每一次采访，他都要进行大量的研究，付出多于常人的辛苦。正因此，同行和同事们都视他为专家型记者。

编制是教育部门无法逾越的一道坎。教师编制满员，学校处处缺人，有教师却“在编不在岗”，校长们不愿管、不敢管。他报道了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强力拽回561名“不在岗”教师的做法，在业内引起震动。之后，他带着编制难题，走访了河南、山西等地与编制相关的部门，写出调查性报道“中小学编制之困”，为教育改革呼吁呐喊。

2011年底，他在重庆采访时发现，名目繁多的检查评估干扰了基层正常的工作，于是连夜写出了《基层教育局长吁请减负》的批评报道，将各类检查项目一一公之于众。教育部领导迅疾批示，教育部发文停止相关评估。

面对千篇一律为了应试的高中教育，他潜心研究广东南海经验，推出了高中多样化办学的样本。

农村职业教育制约着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针对农校不下乡，农民无技术的困窘，他盘坐在河北邢台内丘县岗底村果农的炕头,与果农聊致富话题，用7个生动的故事介绍邢台农校帮助农民致富的经验。

门头沟区教育局局长李永生在参加中国教育报刊社年度新闻奖评选时，对他的这两篇作品津津乐道，认为对基层起到了引领作用。

呼吁出台教育法、分析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探讨校长交流机制……教育改革中的重大问题，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解法。他对教育改革的深度思考，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李岚清、刘延东等多次批示。因为研究，他被特聘为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和北师大校长培训学院兼职教授。

近年来，他参与策划了教育报的重大采访活动，是新中国60周年成就展教育展区的策划和撰稿。

2011年底，他竞聘为中国教育报新闻采访中心主任。这个新组建的部门年轻人多、转岗编辑多，基层采访经历少。他用心培养和培育青年记者，带领他们深入基层锤炼，为每个年轻人创造成长的机会和空间。如今，这批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中国教育报的骨干力量。

附:李曜明工作简历

1984年7月—1992年12月，在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任《教育理论与实践》编委。

1993年1月至今，先后任中国教育报专题评论部副主任、校长周刊部副主任、基础教育周刊主编、办公室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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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曜明 张婷 禹跃昆

改革以前，晋中城市优质学校学生爆满，班容量70多人，最多有120人；农村薄弱学校日趋空壳，班容量仅10多人，俨然冰火两重天；

改革以后，“择校热”大大消退，城里中小学班容量“消肿”到50人，农村初中起死回生，城市农村一个样；

改革以前，教师加班加点，学生披星戴月，学校以考试成绩来编排“快慢班”、“尖子生”、“重点班”；

改革以后，阳光编班让快慢班、尖子班、重点班销声匿迹！

这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区——山西省晋中市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组镜头。阳春三月，记者一行赴这个欠发达地区，探访这里因改革带来的变化——

好学校向农村敞开了大门

3年前，榆次区张庆中学每年升入市优质高中的学生只有几个人，去年一下子就蹿升至53人。

3年前，张庆中学门庭冷落，几近倒闭，学生纷纷转至城里上学；去年，一次就回流90名学生。

3年前，张庆中学只有几个班，10多名教师，百十名学生；现在有26个班，1200多名学生，98名教师。

3年前，张庆中学破烂不堪，音体美等课程开设不齐；现在，乡里怀仁、永康中学与其合而为一，新来了35名优秀大学生，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的标准化寄宿制学校更令城里人羡慕。

说起这些变化，王玉虎校长激动不已：“是城乡教育均衡的好政策让我们农村学校起死回生！”

王玉虎说的好政策，指的是晋中市近年来大力推进的优质高中指标到校、城乡学校标准化建设及城乡教师大交流。

因指标直接到校，张庆中学一年拥有49个优质高中招生指标。

因标准化建设，张庆中学变成了配置齐全、占地60多亩的新学校。

因城乡教师交流，有19名城市教师在这里长期任教。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孩子真正懂得了什么才是均衡，真正感受到了公平给自己带来的实惠。

“学校硬件好了，择校的学生回来了，家长对我们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了。如果我们的教学质量上不去，既对不起孩子们，也无法向乡亲交代，更对不起良心。”

学校会议室的墙上悬挂着区教育局颁发的三面锦旗：教学质量提高奖、千人达标创新奖、教学质量优秀奖。这三面锦旗既彰显着这所农村中学的实力，也让王玉虎挺起了腰板。“以前到教育局开会，我只敢坐在角落里，说是去开会，实际上是听会，不敢发言。现在，咱的质量上去了，开会也理直气壮地坐前排了。”王玉虎憨憨地说。

好教师走进了农村校园

同样感受到农村学校变化的还有北田村的农民郝巧根。老郝的女儿郝雨婷过去在北田上学，但村里的初中校每年考上优质高中的只有几个人。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老郝早早就把女儿“择”到城里学校读书，并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平房“陪读”。

“那样的日子真叫苦，房租高了，土地撂荒了，收入少了，吃肉的次数少了。”说起这些，老郝一脸的无奈。

指标到校后，老郝心动了，在家门口上学，经济压力小，但他仍担忧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于是，这个有心的农民暗地里作了一番比较调查：家门口初中的英语教学质量比城里的还好。原因是城里学校连续6年没有进新老师，而北田这些年分来了10多个高水平的大学生；另外，城里交流来10多位其他学科的好老师，不是“过眼烟云”，而要呆3年；学校的“三步导学”、“隐性课程”等课改实验，和城里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心中有数了，老郝果断地把女儿转回到了家乡中学。

“去年，女儿从北田中学考上了榆次一中，农家孩子也有机会上好学校了！”老郝乐得合不拢嘴。

好政策偏向了农村学校

2007年，晋中市教育局局长鹿建平上任不久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这个陌生人劈头盖脸把他骂了一通，边骂边哭，“我们老百姓没门路，孩子进不了好学校、好班级，一家人抱头痛哭”。

听到这番话，鹿建平心如刀绞。“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们决心调整城乡教育的“天平”。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天平”当时是怎样的不对称：

城市优质学校：教学设施先进、好教师云集，老百姓削尖了脑袋往里挤，择校费用年年看涨，班额越来越大。

农村学校：晋中市辖内11县，最多时单师校、复式教学点近2000个。学校分散，教师分散，基本课程开不齐；学生流失，教师流失，不少农村学校濒临倒闭。

两相对比，晋中决意调整学校布局，逐步取消单师校，集中办学，全市中小学从近4000所调整为近千所，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好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依然是分散办学，连课程都开不齐，何谈均衡？”鹿建平说。

仅仅一个集中办学，便优化了教师的数量和结构，农村学校所有课程全部开齐。

集中办学让有限的财力发挥出了最大效益。3年投入31亿元，实施千校达标工程，使得精简后的所有农村学校焕然一新；投入5.6亿元，改善了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课桌凳、食堂、厕所等配套设施。“农村几乎全是新建的校舍。”王玉虎说。

“任教满6年以上的中青年教师，必须定期交流”。交流不是短期的，而是3年。因为这样的硬性规定，这4年，晋中市有1.2万名教师参与城乡大交流（占该市义务教育专任教师的48%），让农村学校绝处逢生。“这样的好政策，让农村学校长期拥有了一批不在编的好教师。而交流到城里的农村教师，3年学得一身本领，回来就成为学校的领头人。”北田中学校长张慧明说。

优质高中指标到校政策，让农村孩子看到了希望。让我们看看该市近年来指标变化情况：

2006年，20%的指标到校；2010年，60%的指标到校；2011年，80%的指标到校；2013年，100%的指标到校。指标增加，意味着农村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学生数不断增加。

对择班、择师难题，晋中市用两个字彻底化解：均衡。教师按年龄、教龄，均衡搭配编组，在家长参与，公证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下现场随机抽取，彻底掐断了所有家长择班、择师的念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张慧明说：“去年，我们学校升入优质高中的学生比例达25%，真是好政策救活了农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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