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革命根据地及主要创建者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较早的地方，是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诞生的地方。根据地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进行的实践，被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中充分肯定，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经验。
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大王
在旧中国，广东省海丰、陆丰两县的农民，长期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抗争的地火奔突运行，革命的力量有赖革命者去集聚。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其中，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创者是后来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
彭湃所在的家族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拥有大量田地、众多雇工，仅每年收田租就高达1600多担谷，收高利贷400多担谷。然而，优裕的生活并没有阻挡彭湃追求真理的脚步。面对民族的苦难、民众的苦痛，彭湃逐渐树立起救国救民的宏愿，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决心为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亡奉献一切。
1921年5月，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彭湃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期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当众烧掉自家地契，把田分给佃户，毅然决然地背叛自己的剥削家庭，脱下长衫到农村去，领导贫苦农民闹革命。彭湃的革命行为，遭到了几乎所有家人的反对。他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面对重重困难，彭湃不予理会，他坚信，“川流百折终到海，不怕拐弯，只怕不动，若是永远不歇的动，一定成功”。
在彭湃等人努力下，1922年7月，海丰县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成立。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1927年10月，彭湃等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开展减租运动、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建立自己的武装，海陆丰等地农民运动高歌猛进。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反动势力遭受重创，形成了“政治的中心不是县政府，而是县农民协会”的局面。
革命的运动，需要革命的政党。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中，海陆丰的广大共产党员始终站在斗争最前沿，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支持。认定共产党好，就跟着共产党干。在海陆丰，“党在农村中是很有权威的，农民大都愿意加入CP，他们都知道农会是共产党的，或者以为农会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呢，农民都不愿意加入”。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当时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
在党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犹如黑暗中的星火，在南中国的大地上点燃、蔓延，为大革命失败后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点燃海陆丰农民斗争的星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军阀步其后尘，在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包括著名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的2000多人被残忍杀害。面对白色恐怖，海陆丰的共产党人没有犹豫退缩、等待观望。他们以对党的无限忠诚，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掀起风暴。
当时，国民党广东特别委员会以为海陆丰的农军是站在自己这一面，于是在4月20日发电报，要求其进行“清党”。中共海陆丰地委虽然此前已经了解到反革命的动向，但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于是他们采取缓兵之计，一方面让农军大队长回电，表示拥护“清党”，另一方面从扩大工农武装、加强党的领导、集聚起义物资等方面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4月30日深夜，海陆丰两县及各区的讨蒋行动同时爆发，很快夺取政权。5月1日上午，海陆丰两地沸腾起来，人民群众涌上街头，“打倒蒋介石”“人民团结起来”的怒吼响彻云霄。随后，两县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人民政府，颁布革命纲领。这次革命行动，引起反动派极大仇视，他们调集军队，疯狂镇压，海丰、陆丰相继陷入敌手。
历史发展必然会有曲折，也必然会不断前进。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让海陆丰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认清了全国形势，明确了革命方向，找到了斗争出路。
从9月到10月底，海丰、陆丰及其附近地区爆发两次武装起义。10月底开始的起义，是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在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的，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
人民为党的正确领导、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而欢呼。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前，无处不鼓乐喧天，“较之旧历新年的快乐，当更快乐得数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欢呼欲狂。很明显的表现出他们以为既得土地耕种，又解脱一切债务契约的锁链，好像已至无上极乐之国一般。”
我们党在事关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海陆丰发动起义、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此举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对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广州起义前，海陆丰农民从没收的地主财产中，拿出2万元送给广州工人，作为购买武器之用。而广州起义后建立苏维埃政府等举措，也借鉴了海陆丰的经验。
探索海陆丰根据地的实践
“满天的红旗招展，马克思马路，列宁马路，中山马路两旁都写着红字的标语。”这正是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生动写照。
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单纯的武装起义和流动游击，不能完成最终的革命任务，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实现政权发展波浪式向前扩大，才能夺取革命胜利。海陆丰起义胜利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根据地建设，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成果。
公开打出苏维埃旗帜。1927年11月，陆丰、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两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没收土地案、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兵士生活案、抚恤遭难烈士及被祸工农家属案、取消苛捐杂税案、妇女问题案……这些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鲜明体现出这一政权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上的。选举出来的政府人员，郑重宣誓：我们决心要为工农兵的利益而奋斗，不怕死，不要钱，不偏私，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打倒—切新旧军阀及帝国主义。
最早进行土地革命。只有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赢得农民。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统一分配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到1928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县占40%。
发展壮大武装力量。海陆丰根据地的领导人认识到：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为此，他们在扩建工农革命军，并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采取多种举措实行全民武装，建立县、区、乡赤卫队，并组织工人赤卫队、海上别动队等。就连妇女们也组织起来，建立“粉枪团”，成为一支“装束与男子同”的武装力量。
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过程中，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以海丰为例，在建设苏维埃政权头四个月中，党员人数从原来的3000人增加到18000人，支部数量从原来300个增至460个。在紧张激烈的斗争环境中，采取多种方式健全各级组织，强化政治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实行严格纪律，进行党务巡视，处理不合格党员，保证了我们党始终是革命事业中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些举措，壮大了革命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广州起义后，徐向前等带领的广州起义部队红四师到达海陆丰地区，加上在此区域活动的红二师以及海陆丰人民武装，革命力量得到极大增强，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提供中国革命道路的借鉴
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搞革命，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由于反动力量异常强大，由于领导者的认识和行动受到时代条件限制，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也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无论形势如何恶劣，海陆丰人民群众心中的革命火种一经点燃，经久不息，激励着他们绝不妥协、坚持斗争，直至迎来革命的最后胜利。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是海陆丰人民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它对于中国革命从挫折中奋起、对于激发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刊发《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通信）——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一文，详细介绍了海陆丰起义。1928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高度肯定和详细介绍了海陆丰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建设，认为其第一次提出土地革命口号、第一次组成工农兵政权，并要求把海陆丰胜利的经验充分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
1928年，广东省委编写了《海陆丰苏维埃》小册子，该书共12章、数万字，对海陆丰的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寄往各地，供参考学习。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多次提到海陆丰。这其中，既有对其革命行动的肯定，也有对其失败教训的分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毛泽东的艰辛探索，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方面较早、较完备的有益探索，以及其中蕴含的经验教训，则为我们党探索形成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执笔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王喆）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河湖港汊地带发展游击战争的典范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这首经典歌曲出自歌剧《洪湖赤卫队》，反映的是湘鄂西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由洪湖、湘鄂边等根据地组成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被毛泽东称赞为“贺龙式”的历史经验和河湖港汊地带发展游击战争的光辉典范，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掀起湘鄂西地区的革命高潮
“大地乌云遮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果然回故乡。”湘鄂边革命武装的创建人贺锦斋当时写下的这首诗，生动地记录了贺龙等人领导创建根据地的历史场景，诗中的“胡子”，就是根据地群众和同志们对贺龙的亲切称呼。
从中央决策到贺周返湘，奠定湘鄂西革命发展基础。湘鄂西根据地是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贺龙后来回忆说，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想回湘鄂西建立革命武装。他在上海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说：“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周恩来和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贺龙的请求，并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柳直荀）为委员，担负起在这一地区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一行7人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和两支手枪，从上海赶往湘鄂地区。
从秋收暴动到桑植起义，打开湘鄂西武装斗争局面。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有着诸多有利因素和良好群众基础。自1927年9月起，荆江两岸地区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沔阳县戴家场首举义旗，打响了湖北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各地农民武装纷起响应，协同行动，给敌人以重创。贺龙、周逸群路过洪湖地区时，把三支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推动周边20余县掀起武装暴动的高潮，初步打开了洪湖地区的局面。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在桑植县洪家关发动武装起义，拉开了湘鄂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从分散活动到胜利会师，标志湘鄂西苏区正式形成。桑植起义后不久，部队因遭强敌围攻而被打散，周逸群与贺龙失去联系，转往鄂西洪湖地区开辟工作。贺龙在桑植、鹤峰边境收集队伍，在湘鄂边坚持斗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1929年1月，贺龙率红4军攻占鹤峰县城，6月再次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初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在周逸群的领导下，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几块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红6军，先后攻占沔县、潜江、石首、华容等城镇，建立起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从而创建了洪湖根据地。同年7月，红4军和红6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2军团（红4军同时改称红2军），全军约1万人，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至此，以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为基础的湘鄂西根据地形成。9月间，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由邓中夏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同一时期，在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和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地区，也建立起襄枣宜根据地和巴兴归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造根据地建设的宝贵经验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实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这里所高度肯定的“贺龙式”的政策，指的就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所创造的宝贵经验。
党的全面坚强领导，是根据地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上海的中央始终密切关注着湘鄂西的革命形势，并作出许多具体指示。在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党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地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1931年2月，根据地党员发展到2万余人，其中工人占32%，大部分为贫农、中农，从而使党在工农群众中建立了稳固的基础。在湘鄂西党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得到全面加强。比如，党组织曾制定了“做个好党员”的10条标准：“忠实勇敢，有牺牲精神，有奋斗的决心，按时到会，缴纳党费，严守秘密，肯负责任，接受批评，读党报，调查研究侦察敌情。”这些标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湘鄂西根据地自创建之初，就始终处在优势敌军的进攻和“围剿”之下。他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红军面目一新，连克强敌，不断打破敌军的围攻。湘鄂西党和红军不但提出以波浪式发展的指导思想，还总结出许多符合湘鄂西地区特点的游击战术，比如“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再比如坚持的四条原则：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取得群众的拥护，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些作战原则，与毛泽东、朱德总结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精神是一致的，是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正确作战指导。自1930年冬至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又胜利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红2军团（1931年3月改编为红3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
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是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力量源泉。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形成，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逐步建立，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妥善处理河湖港汊的分配与使用问题，更成为湘鄂西地区土地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大胆创造，促进了洪湖地区的渔业生产和水上运输事业。根据地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极大地激发了拥护和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沔阳姚家河600多人中，有140多人参加了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鹤峰城关各乡原来只有赤卫队员100多人，土地革命后迅速增加到500多人。广大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和党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在敌人残酷“围剿”和屠杀的艰苦情况下，“宁可跳河死或者树上缢死，也不愿反水”，生动地诠释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真理。
功绩彪炳史册 精神烛照千秋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建立的最大的根据地之一，对推动革命形势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党领导人民走向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光辉历程、卓越功勋和伟大精神，必将永载历史卷册、长存人民心间。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不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始终未能连成一片，而是由洪湖、湘鄂边等几块大的根据地组成。这些根据地先后在湘鄂西特委、湘鄂西中央分局等的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进行斗争，共同构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整体，全盛时期遍及湘鄂西30余县，拥有近2万红军以及大量地方武装，成为当时党领导下最大的战略区之一。湘鄂西根据地位处长江、汉水之间及附近广大地域，既可以截断长江交通要道，又可以进逼武汉、长沙等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就全国形势而言，它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互为掎角，起了牵制敌人和策应、配合各地区革命斗争的作用。从区内环境来看，这里既处江河交错、湖汊遍布的江汉平原，又有崇山峻岭、丘陵绵延的地形便利，使其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具有许多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典型特征，从而创造了宝贵的甚至独树一帜的历史经验。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国民党调集重兵发动对湘鄂西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红3军主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艰苦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1934年10月，红3军在黔东与从湘赣根据地战略转移而来的红6军团会师，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从此两军统一行动，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开始长征，1936年7月与红32军组建为红二方面军，同年10月胜利结束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组建了八路军第120师。从中国革命史的大视野来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对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也赓续了优良的传统、熔铸了伟大的精神。据不完全统计，湘鄂西工农红军团以上干部烈士就有205人之多，其中包括周逸群、段德昌、柳克明（柳直荀）、贺锦斋等根据地重要领导人。从北伐战争到新中国建立，贺龙元帅的家人中为国捐躯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如果加上远近亲戚、宗室族人更多达数千人，堪称满门忠烈。在湘鄂西各级苏维埃政府中任职的，一般都是有经验有威信的优秀党员干部，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1931年3月，在数万群众渡江北撤、敌军逼近渡口的危急时刻，正在指挥渡船的石首县委书记张际阶为了先让群众安全渡江，忍痛将亲生儿子从船上抱了下来。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忠诚为党、服务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苏区精神和苏区作风。
“洪湖万顷岁时长，浊水污泥两混茫。小试翻天覆地手，白浪换作红旗扬。”当年周逸群写下这首诗歌时，正值打破敌人“会剿”、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艰难时期。90多年后的今天，洪湖水滔滔依旧，新中国换了人间，但永不过时的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牢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鼓荡起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创造出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
（执笔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韩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