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百年驱动 不竭力量
历史在这里交汇，又在这里递进。
2011年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作为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重大举措——黄河调水调沙理论与实践，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如潮的掌声，是对复兴之路上科技治河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坚定走创新之路的广泛共鸣。
55年前，1956年1月14日，中南海怀仁堂，同样如潮般的掌声响起，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强音。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其背后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科技创新的历史自觉和行动自觉。
从科学的觉醒到“科学的春天”，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党中央的带领下，一代代水利人勇立潮头、踏浪而行，推动我国水利科技事业从一穷二白处起步，在砥砺奋进中开拓，我国水利科技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在中华大地上，水利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越来越受人瞩目。
一张白纸绘新图
“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中国。”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疾呼，掀起了全国上下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救国”的旗帜，力图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用现代科学振兴中国水利的觉醒亦在水利先驱们的心中投射下了梦想火种，随着时光流逝，探索新知、造福人民的初心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升华，激发出的活力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江河，奔流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1949年11月1日，水利部正式组建，一场改造山河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序幕由此拉开，吸引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加入。
一代代科学家接力奋斗，一批批报国者誓言无声。
汪胡桢、林一山、汪闻韶、林秉南、张光斗、钱宁等一批杰出科学家投身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中。面对各种技术短板，他们以强烈的爱国精神争生存、求发展，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化不可能为可能。
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水利部先后建立和充实了中央、地方和江河流域勘测、设计、施工、科研、管理等各级水利机构，泥沙研究所、长委会水土工试验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一批研究院所先后创建，全面奠定了我国水利学科各专业的基础，培养锻炼出一支支优秀的科研专业队伍，科技人才的支撑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国外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设有水利系科或土木系水利组高校的在校生仅有1312人，办学规模小，师资薄弱，无力开展水利科研活动。如今的中国水利已今非昔比，国家、流域、地方三个层次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部级重点实验室，13个部级工程技术中心，6个部级野外科学研究站……我国已拥有较为完善的水利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科研能力，水利科技创新的主骨架已经搭建、日臻成熟，各类水利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有效互动，形成了加强水利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水利建设成就。
伟大变革奠新基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决定着文明的走向。
当沉睡的东方民族跨越百年沧桑，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现代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如何聚力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亟待解放和发展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的论断如一声春雷，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创新的桎梏，各行各业迎来科学发展的春天。
1978年，令张光斗难以忘怀，停摆近10年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这一年得以恢复重建，他带领全院职工以只争朝夕的干劲，边筹建、边整顿、边科研，仅用一年时间就使科研事业快速恢复正常。
改革开放以后，水利“基础设施”地位和水资源“基础性的经济资源”“战略性的自然资源”“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地位得以确立，为水利科技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物质条件和试验研究手段进一步充实完善, 研究开发实力不断增强, 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工程等大型枢纽工程接连“上马”，水资源合理配置及高新技术在灾害预报、监测及评估方面的应用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科技成果转化率全面提高、转化周期大为缩短，水利科技创新开始面向经济社会提供全方位服务。
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基本国策，为科技发展指明方向。“十五”期间，水利部引进消化吸收“948”计划和科技成果推广转化计划，组织实施了国家科技攻关、“863”“973”重大技术装备等项目，我国水利科技创新为水利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第一生产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创新发展迎来了新时代。
在先进理念的指引下，我国水利科技创新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水利科技创新实现了从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到“领跑”分量加重的历史性转变。
农业综合节水技术、多尺度水资源综合评价方法、水资源红线指标管控与监测技术，为加强水资源调控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及设备，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提供了技术手段；洪涝干旱灾害预测预报与多水库联合调度技术，为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门超前决策、有效应对提供了技术支持；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成套技术装备研制与应用，及大型实体模型试验研究，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提供了支撑。
从南水北调工程取得世界首次大管径输水隧洞近距离穿越地铁下部、世界规模最大的U形输水渡槽工程等创新成果；到长江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取得了100多项“世界之最”；
再到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装备的16台单机容量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成为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电机组……
百年来，中国水利科技创新的道路从不是一片坦途，但中国水利人不断探索、勇于实践，最终百炼成钢、创造奇迹——
泥沙调控理论与关键技术国际领先！
坝工技术实现100米级、200米级、300米级高坝建设多级跨越！
建成了世界最高拱坝、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成为世界上拥有200米级以上高坝最多的国家！
智慧大坝建设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余个大坝工程获得国际菲迪克工程项目杰出成就奖、国际大坝委员会里程碑工程奖！
百年奋斗，百年风华。在党的领导下，水利科技工作者们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一批重大水利问题得到突破，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水利支撑。
走向复兴谱新篇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互为促进，缺一不可。
1956年，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新中国首个科技发展规划出台，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间，我国逐步形成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型科技体制。
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科技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我国科技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科技与经济脱节，条块分割导致科研机构设置重叠，难以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1987年，原水电部成立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吹响了水利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
水利部先后进行了部属科研院所的改革，通过实行院长负责制，改事业费为有偿合同制和科学基金制，实行课题核算或承包制、鼓励发展横向联合等改革措施，改变了科研工作的运行机制，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2008年3月，全国水利科技大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性水利科技大会。中央财政加大水利科技投入、推进水利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建设。推动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建立起“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动真格”，向数十年难除的积弊“下刀”。科研人员如何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松绑”与“激励”亦成为中国水利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词。
——改革红利，喷薄而出。水利部进一步优化水利科技创新环境，完善加强水利科技项目与经费管理、科研诚信制度等规章制度，推进水利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健全完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机制，给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进一步提升水利科技创新活力。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水利科技人才培养力度不断加大，以5151人才工程部级人选、水利青年科技英才的选拔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等为重点，打造了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具有较高学术造诣、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水利科技人才队伍。截至2020年年底，从事水利研发活动的相关人员达6.3万余人。
参天的大树，离不开肥沃的水土；创新的力量，发轫于优良的制度。我国“长江三峡枢纽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流域水循环演变机理与水资源高效利用”“水库大坝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和“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82年至2019年，共有139项水利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创新型国家的总攻目标已然清晰，从国家到行业，科技创新的时代答卷正在书写新的篇章。
目前，我国水利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具备了由传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的科技基础，中国水利正致力于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推动水利向形态更高级、基础更牢固、保障更有力、功能更优化的阶段演进。
行路有道，东风正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下，水利科技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展望新阶段新征程，中国水利人将赶考再出发，接续再奋斗，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为水利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牵引力和驱动力，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持和保障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焦瑞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