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见到酒最初是如何诞生的。古埃及有酒神奥里西斯,古希腊有下酒神狄奥尼索斯,古罗马有酒神巴克斯,我国有黄帝、仪狄、杜康,都被认为是酒的发明者。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酒是先于人类产生于这个星球上的。
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有了酒精就有了酒。酒精的生成过程是极其简单的:糖或淀粉在酶的作用下即可转化为酒精。再加上同时产生的衍生物便可以合成酒。这一过程在自然条件下即可完成。所以,当地球上诞生了含糖或含淀粉的植物时,在合适温度、必要水分、发酵菌的作用下,酒就产生了。
让我们进行一次科学的想象。秋高气爽之时,树上的果实成熟,掉在低洼的地上或某一个树洞里,那些粘在果皮上的发酵菌,在果实含有的糖分中大量繁殖起来,同时产生了大量的酶素,糖被酶分解转化为含有酒精的液体,这就是原始的酒。这些散发着浓郁酒香的果实,引来了大批的动物。大象、猿猴、长颈鹿……它们吃饱后,一个个醉得东倒西歪,甚至倒地大睡。《清稗类钞•粤西偶记》载:“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紫桃轩杂缀•蓬栊夜话》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干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这就是指自然发酵而成的酒。
尽管作为物质的酒生成了,但化学反应并未就此结束,制造它的天然酵母菌很快就会被一种名为醋菌属的细菌所取代,从而很快把酒变成腊。
所以说,最原始的酒是大自然生成的一种寿命很短的物质。那么,酒是如何走进人类生活的呢?
元代诗人元好问在《蒲桃酒赋》中曾记述过葡萄酒进入人类生活的情况:“贞佑(公元1213——1216年)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
在柯尔克孜族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传悦:很早以前,有个正在迁移的小部落,经过一天奔波之后,晚上在一个山口草地住下来,人们又渴又累,争着从马背上取下大块的肉和羊皮袋中的马奶食用。有一个牧民打开了自己装有半袋子马奶的羊皮袋,突然,有一股清馥的香气扑鼻而来,使他感到一阵清爽。他赶快把伙伴们叫来,把袋中的马奶倒在几只里。他们被这种香气四溢的马奶所吸引,一个个都大口喝起来,这就是最早的马奶酒。酒的生成是因为羊皮袋挂在人脚附近,在马急行时,骑马人的脚不停地踢打在奶袋上,奶在袋子中运动,撞击变热加快了发酵,这样就使奶变成了“酒”。
这两个事例都描述了最早的酒进人人类生活的情景。尽管这还都是自然生成的酒,但必须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
1.人类已经初步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除了具有维持基本生活条件的食物外,还要有为了生存与繁衍之需而自觉采取储存野果、兽奶的行为。
2.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开始能够制造一定质量的器皿来足以使酒生产并盛酒。
3.相对定居。
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考古发现研究表明,人类具备以上条件最早不会早干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有四五万年的历史,果酒和乳酒作为上苍的恩赐开始进入人类生活。
关于谷物什么时候自然发酵成酒,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以前,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吃,更可以酿造成酒,才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进人农耕时代以后,谷物维持生活并有了一定剩余之后才发现谷物可以酿酒。尽管两种观点各持己见,但综合起来谷物自然发酵成酒并进人人类社会大约在1万年左右。中国晋代人江统在《酒诰》山描述了谷物自然发酵成酒的一种情景:“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解释就是:剩饭中的淀粉在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所分泌的酶的作用下,逐步分解成糖分,在酒化酶的作用下,糖分转变成酒精。
酒的酿造,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一。但是以采集和狞措为生的先民们的果酒、乳酒和谷物酒,仅仅是人类储存食物过程中通过自然发酵的第一代酒精饮料,它并未完全脱离自然酒的落后状态,不具备文化的意义,因而不能作为酒文化的开端。
人类自觉地使用谷物酿酒,是世界酒历史的一大突破。中国、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是世界上最早人工酿造谷物酒的三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罗浮宫内藏有一块石雕,上面刻有苏美尔人酿造啤酒的场面,距今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苏美尔人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最早居民。
那么中国的人工谷物酒起源于何时?史学士一直有争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仪狄和杜康尊为造酒的始祖。实际上,他们俩人只是总结前人经验、提高酿酒技艺、对发展酒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高明酒师,并不是酒的发明者。
1962年,李仰松在《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我国酿酒的起源,可能与农业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就出现了。”可惜由于没有相应的文物来佐证,李氏的观点在史学界和酿酒界一直没有得到公认。遥遥酒史,源在何处?仍然是个谜。时隔20年,由吉林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山西晋中考古队对汾阳县杏花村遗址进行的系统发掘,终于揭开了这个谜。
杏花村遗址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上将其堆积形成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晋中考古队《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其巾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盖、碗、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了小口尖底瓮,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腹侧有双耳、腹部饰线纹。根据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实是酿酒发酵容器。”
《从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看我国酒的起源》,见《十国酒》杂志1996年第6期。)“原始先民在同一个小口尖底瓮中利用谷物发酵成酒,然后澄清、饮用。”小口尖底瓮(我们找不到该图片,如能找到请用该图片)不仅在我国有,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酿造麦酒(啤酒)或葡萄酒时也使用过与我国出土的同型小口尖底瓮。“酒’字是酿酒容器的象征,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几乎都是小口尖底瓮,乃最早酿酒器的有力证明。古巴比伦舒麦尔酒的象形文字,也是小口尖底瓮形象,真是无独有偶。”(同上)“实际上,这种小口尖底瓮的分布很广,晋西南地区和陕西、河北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有的有双耳,有的无双耳。”(同上)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终于揭开了中国酒史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宣告: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谷物酒。杏花村仰韶酒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酒器之一,是中华酒文化的瑰宝,为探讨中华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找到了珍贵的标本,也为研究地球酒史找到了一把钥匙。
杏花村人工谷物酒的出现,是人类酿酒史上继人工果酒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能够深刻认识自然、能动改造自然的光辉成果。人工谷物酿酒的酿造从原料、器具到技术,都脱离了自然酒和猿酒的落后状态,而全部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和劳动。由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因此,酒作为物质文化产生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也随之产生;杏花村6000年前人工谷物酒的出现,就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的诞生。
玉出昆仑,凤鸣岐山。中国酒文化的诞生地出现在山西杏花村并非偶然。大家知道,山西,这方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史有“表里山河”、“人文之地”之称,“物阜民勤、人杰地灵”之誉。最早的“中国”在这里诞生、奠基,华夏文明的基因血脉在这里萌发、传承、凝聚。因处在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山西,又因位于黄河以东,亦称河东,春秋时期为晋国之地,故简称晋。是出现在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曾活动于晋南,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内建都立业,巾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朝也建立在山西长冶一带。汾阳地处晋西,1万年前,夏氏族先民在此繁衍旺盛。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质甘美,物产丰富,环境优越。明《汾州府志》称,汾州(即今汾阳)“左带汾河,右阻金锁,前控离石,背倚汤泉。美哉!河山之固。”在汾阳2600多年的建县史上,汾阳作为郡、州、府治所的历史就长达1500余年。从本县另外四处仰韶文化遗址(裕道河遗址、段家庄遗址、任家堡遗址、北垣底遗址,其中裕道河遗址和段家庄遗址也出土了用于原始酿酒的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出土的遗物来看,远在6000年前,这里人口密集,农业发达,原始先民就已经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并开始了较为普遍的酿酒活动(详见《汾阳县志))812—813页),确是中华原始酒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
无独有偶。198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二组出土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的陶质酒具,计有5只小酒杯、4只高脚杯和1只酒葫芦;1998年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出土了6000年前河姆渡文化遗址的陶质温酒器;1999年江苏新沂市小徐庄出土了60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的10只陶酒杯、1只陶壶和一批盛酒、接酒、温酒、注酒的陶质酒具。(分别见《宝鸡日报))1988年9月1—日、《华夏酒报))1998年8月12日、2000年1月19日。)这些酒具与杏花村遗址的6000年前酒具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原始先民酿酒、饮酒、用酒器具的完整体系,展现了中国酒具初创时期的古朴光华。它们的重见天日,进一步佐证了我国在6000年前就发明了人工谷物酒的事实,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华文化(其中包括中华酒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的观点。杏花村汾酒,已经在中华酒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杏花村遗址山土的文物真实地记录了汾酒从孕育到诞生的历史过程。该遗址第三、四、五、六阶段,分别出土了仰韶文 化晚期(相当干仪狄造酒时期)、龙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相当于杜康造酒时期)以及夏代的器具,其中酒器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除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外,还有浸泡酒料的泥质大口瓮,蒸熟酿酒用粮的甑、鬲等,盛酒器壶、樽、彩陶、罐以及温酒器等(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
在该遗址第七、八阶段的商代器物中,酿酒器、盛酒器品种、数量显著增多,而且出现了商代早期(约4000年前)的饮酒器玄纹铜爵(916)。这只爵和3件盛酒器彩陶罐现存汾酒博物馆。这些器物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纹饰秀丽,工艺水平已较前几个阶段有了显著提高。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酒器形成期。商周青铜酒器并不是一般的日用品,而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反映了商周时代不可逾越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其纹饰、造型、铭文,不仅体现了奴隶社会的礼制观念,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给后来的雕刻艺术、书法艺术带来了很人影响,是古代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杏花村遗址发现的玄纹铜爵,就是商代青铜酒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同址中能够同时出土如此精美、如此数量多的酒器,它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商代杏花村酒的数量明显增多,这一带饮酒风气很普遍;二是杏花村酒的质量明显提高,“美酒配美器”、“好马配好鞍”,酒器工艺水平的显著提高,必然地反映了酿酒工艺水平和酒品质量已经提高,在全国同时代酒品中已经达到了出类拔萃的水平。
商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大国之一。当时,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农耕规模和粮食收获量迅速提高。青铜器特别是青铜酒品工艺精湛,式样考究,品类繁多,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曲的发明和应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将霉菌和酵母菌应用于酿酒生产的国家之一。制酒工艺的进步、酒类品种的增加和饮酒风气的盛行,都使商业酒类较前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巾,汾酒从中国酒文化的母体中呱呱坠地于中国古代酒文化中心地区之一的杏花村,当是历史的必然。
有人也许会问,当时的汾酒与现在的汾酒能一样吗?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无论是酿造工艺,还是酒度和香味特征都有着大壤之别。
我们还是先打个比方来说明问题,譬如一个婴儿与一个成年人相比,无论是其生理、心理的发育状态,还是体力、智力、丁作能力等方面,也都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总不能否认这个成年人正是从这个婴儿一步步长大成人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个成年人正是始于它在母腹中孕育时的胎儿。没有这个胎儿、婴儿,也就没有这个幼儿、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没有当时的汾酒,当然也就没有南北朝时期的以“清”为特色的汾酒,就没有隋、唐、宋、辽、金、元以“干和”工艺称雄酒坛800年的汾酒,就没有明、清、民国一直到现在的清香型汾酒。所以我们说汾酒始于仰韶文化时期是符合事物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客观规律的。
我们还可以从酒度和色香味方面来作进一步分析。到了商周时期的汾酒仍属于黄酒,同现在的蒸馏酒汾酒相比,度数显然要低,但它比仰韶文化时期的水酒度数要高得多。况且酒度低了就未必不好,传统的65度汾酒是国家名酒,尔后研制成功的53度汾酒和38度汾酒同样被评为国家名酒。我们还可以设想,随着国内外白酒酿造向低度化的发展,汾酒以后还会进一步降低度数,甚至还会“返璞归真”,同杏花村酒的度数差不多。至于说色香味,杏花村酒虽然与现在的汾酒相差很大,但是,它在酿酒业已经很发达的殷商时期能够出类拔萃,这就是说,当时汾酒的色香味已经很不错,现在汾酒的色香味只是在仰韶文化时期汾酒基础上的发展、完善和提高,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当然构成了始末关系。
当然,从当时的汾酒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在尔后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在中国酒文化的哺育下,经过了若干个发展阶段,终于到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时代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国家名酒,并载人了那个朝代的“史记”——二十四史之—的《北齐书》,开始了长达1500年的辉煌名酒史。
2020年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汾酒宣传海报
文化和自然遗产,见证着一个民族辉煌的历史,记录了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文化气质。6月13日,是2020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见证中国白酒文化起源和展示优秀文化遗产的窗口,承载着“中国酒魂”深刻含义的汾酒,同样承担着保护非遗文化,传承非遗技艺的责任。
多年来,汾酒始终致力于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不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酒文化无限魅力之所在,让中国白酒走向世界,闻名世界,让中国酒文化成为人类文明中的璀璨之笔。
6000年前的山西杏花村,诞生了“中国第一缕清香”。
这里出土的“小口尖底瓮”,被考古界、酿酒界认为是“最早的酿酒发酵容器”。它的出现,证实了中国酒文化的历史可上溯至仰韶时期,是杏花村的先人们集土地之香气,采山水之灵性,创造出了清香汾酒。在中国白酒发展的岁月长河中,汾酒的起源最为悠久,汾酒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白酒史。
作为中国传统手工技艺,汾酒酿制工艺繁杂,要经过粉碎、润糁、蒸糁、发酵、蒸馏、贮藏等六道主要工序。
汾酒品质为什么好?传统工艺重视对经验的总结,却往往不能揭示其科学原理。1933年,著名微生物学家方心芳到杏花村做考察,全面总结汾酒酿造工艺。随后,他写出著名的《汾酒酿造情形报告》,并归结汾酒酿酒工艺有“七必秘诀”,即“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高粱必得其实,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尤其是其独特的固态地缸分离发酵工艺让汾酒完全区别于中国其他香型的白酒,干净、卫生的工艺,酿出纯正、健康的美酒,也让汾酒赢得了“最干净、最纯正、最健康、最文化”的“四最”殊荣。
以清香风格独树一帜的汾酒,成为了清香型白酒的鼻祖。汾酒酿造技艺,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劳动成果,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在2006年时,汾酒酿造技艺就率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国之精粹加以保护。
关于汾酒的品质,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美谈。1964年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一次小组会上,著名生物学家、酒界泰斗秦含章作为代表,请邓颖超同志转达对周总理的建议,今后宴请客人时,可以多饮汾酒。邓颖超同志问为什么,秦含章回答“汾酒干净”。
在继承先人酿造技艺的同时,步入新时代后,汾酒积极面对从手工业生产转向现代工业生产的挑战,不仅科学系统地研究制定出汾酒质量标准,并与时俱进积极推动汾酒的国际化,提出制定中国白酒的国际标准,于2015年率先发布并执行与国际蒸馏酒食品安全标准接轨的汾酒食品安全内控标准,其检测和控制项目多于和高于国际标准,成为全国白酒行业第一家发布该标准的企业。淬炼出远超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汾酒酒体,是最干净、最卫生的中国白酒,这不仅是汾酒集团自身的社会责任,更体现了对“中国品质”、“中国标准”的高度自信。
这座位于汾阳市杏花村东堡芦家街的汾酒老作坊遗址,是全国唯一一座保存完好、且至今还在产酒的白酒老作坊,被誉为中国白酒作坊的“活化石”。在该遗址内,墙头、门脸上的“宝泉”“杏花名迹”“味重西凉”“泉甘酒冽”“申明亭酒泉记”等题刻,申明亭、古井亭等古建,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仍顽强地保存至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座老作坊遗址还是汾酒历史上一次次辉煌的“见证人”:1915年,这里酿出的高粱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甲等大奖章;1924年,汾酒人在这里申请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商标——高粱穗汾酒商标;1949年,汾酒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第一国宴用酒……它是全国白酒老作坊中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遗存面积最大、组成要素最全、对白酒贸易影响最大的白酒行业的“日昇昌”。2006年时,汾酒老作坊遗址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又入列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中国白酒作坊的“活化石”。
杏花村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和地下取之不竭的优质泉水,给汾酒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为了更好地挖掘和提升汾酒文化,汾酒决定利用汾酒老作坊遗址兴建博物馆。从2015年6月起,汾酒老作坊开始进行保护性复原布展,完好保存了门市、账房、掌柜室、展览室、作坊、酒库等文化遗址。该博物馆的建成,也成为我国研究古代白酒酿制技艺传承发展,全面展现古代白酒生产、储藏、销售、管理等各个运营环节的教科书。
从南北朝时成为最早的国酒被载入二十四史,直到明清时代,汾酒品种与酒质远超前朝,制酒、制曲和卖酒等行业均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以高粱为酿酒主要原料,以大麦豌豆制成的曲为辅助原料,用蒸镏法烧制的白酒烧锅业,发展势头最猛……
杏花村先进的酿造技艺伴随着在中国商界称雄500年的晋商风云人物们的脚步在中国广泛传播,东到直隶(河北省)和关外(东三省),西到陕西、青海、新疆,北到内蒙古、南到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等省,无形中加快了汾酒先进酿酒技术向全国各地的传播步伐。在汾酒酿造技艺基础上,伴随着中国各地酒业又因势利导的创新,这才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的名酒,从这个角度而论,称汾酒为中华民族白酒业的祖庭,毫不为过。
六千年来,汾酒酿造史从不曾间断,在精进中代代传承,成就了今天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酿酒工艺,不可谓不神奇。它是中国传统白酒酿造的正宗血脉,不仅源远流长,衍生了众多其他酒类酿造技术;而且对汾酒产区生产、生活方式,及至对全国广大地区的酒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弘扬工匠精神,让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再次提出建议,“将中国白酒酿造技艺作为我们国家申请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点工作,尽早排上日程推进。”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了六个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饮食不在其列。李秋喜强调,中国白酒酿造是一门涉及广泛的综合技艺,完全可以集中表达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科技、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中国白酒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能够从技艺到记忆,从内部到外部,从国家到世界,推动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继承。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论很快便得到行业和全国媒体的力挺,“由汾酒带头为白酒申遗,更具公信力和文化内核。”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创造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人类文明,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汾酒深感责无旁贷。注册白酒行业第一个商标,打造中国第一家酒文化博物馆,成为行业内第一个白酒“申遗”倡议者……
一直以来,承载着“中国酒魂”深刻含义的汾酒,极其重视酒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此,李秋喜也曾多次提到,“汾酒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汾酒文化是作为一种主导力量领导了汾酒的复兴。同时,这样的文化复兴,也带来了中国酒业核心价值体系的回归与重建,将会开启中国酒业一个新的时代。”
如今,随着汾酒圆满完成三年目标改革任务,汾酒2019年营收高达118.8亿元,顺利进入改革下半场。在百年汾酒文化的积累下,在“中国酒魂信仰管理体系”的引导下,市场和消费者对“文化汾酒”的信任感逐渐高涨。可以预见,千亿元市值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白酒“文化为王”时代的加速到来,汾酒的“复兴大业”未来可期。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汾酒的新程,李秋喜的新程》
来源:云酒头条
11月6日,汾酒集团召开干部大会。会议宣布:汾酒集团整体升格,列入省管重要骨干企业;李秋喜、谭忠豹等公司领导再履新职。
回顾过去10年,李秋喜带领汾酒完成蜕变,开启了汾酒复兴的征程。如今,站在新的起点,李秋喜和他带领的汾酒集团,还将踏上一个怎样的新程?
这一点可以参考在汾酒之前升格的另一家山西省属国企——大地控股。彼时,在大地控股干部大会上,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新将大地控股的升格称为“山西国资国企改革领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一“重大战略决策”背后,实则与山西省当前聚焦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的背景息息相关。大地控股是主要从事土地整治、固废处置、矿山修复等多项业务的省内龙头企业,对其进行“升格”,无疑将对全省相关产业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
由此再看汾酒集团,便足以看出此次“升格”背后的含金量,以及山西省对于汾酒前期改革成果的肯定与期待。
就在汾酒集团干部大会召开当天,王一新深入企业进行调研。期间他表示,近年来汾酒集团大力改革、勇于创新,提前完成契约化考核目标,效益规模质量快速提升,混改取得质的突破,特别是资本市场成绩靓丽,为山西国资国企改革“增了光”。
过去数年,汾酒在经营业绩、国企改革、资本市场等经营管理领域,实现多项突破。2019年,山西汾酒实现酒类销售收入118亿元,比2016年增长146%,在跻身酒行业“百亿俱乐部”同时,圆满完成三年任期经营目标责任书。
与此同时,汾酒也完成了包括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权激励、整体上市等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改革,成为推动山西省国资国企改革的“汾酒样本”,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肯定,并成为全国白酒行业中唯一一家入选国务院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企业。
在资本市场,山西汾酒也成为表现最好的白酒股之一。截至11月6日收盘,山西汾酒股价报234.74元/股,位居酒行业上市公司前三,仅次于贵州茅台和五粮液,股价较2020年年初增长164.35%,总市值达2046亿元。
对于山西上市公司来讲,山西汾酒同样是一面旗帜。在山西板块39家上市公司中,汾酒股价领先于排名第二的双林生物近200元,总市值领先于排名第二的大秦铁路约1080亿元。
“此次汾酒整体升格,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对汾酒改革发展成绩的充分肯定和最大褒奖,更是对今后汾酒发展的激励与鞭策”,李秋喜表示。
“汾酒集团登高望远、谋篇布局、精准出击、稳步进位。”王一新要求汾酒未来
要开阔视野,准确把握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要坚持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沿着千年之根的文化底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要精准施策,加速竹叶青的品牌创立和开发,扩大消费群体,守好基本盘,拓展新的根据地;
要善于学习提升,充分吸收借鉴同行先进技术、做法和经验,不断提高汾酒的开放度,助推汾酒集团高质量发展,为山西国资国企改革再蹚新路,为山西转型发展再立新功。
这不禁让人想起汾酒三年国企改革启动前夕,2017年2月13日,王一新到汾酒集团调研国资国企改革试点工作。
期间,王一新对汾酒集团国企改革寄予厚望:希望汾酒集团能将改革深入推进,不辜负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托,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共同推进汾酒改革工作,为不断塑造山西美好形象,逐步实现山西振兴崛起贡献力量。
就在这次调研结束10天后,李秋喜代表汾酒集团三年签订任期经营目标责任书,揭开了山西省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汾酒试点”。
如今,无论是“稳步进位”“守好基本盘,拓展新的根据地”,亦或是“为山西国资国企改革再蹚新路,为山西转型发展再立新功”,都是对汾酒集团在改革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更高要求。
对此,李秋喜在此次干部大会上提出了三个“全力以赴”——胸怀“两个大局”,全力以赴践行国企使命担当;贯彻创新理念,全力以赴争创山西转型发展先锋;继续深化改革,全力以赴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汾酒集团升格同时,李秋喜、谭忠豹等7位公司领导再履新职。
干部大会宣布,经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李秋喜任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书记、董事长。
谭忠豹任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副董事长,正职待遇,主持经理层工作。
高志武任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波任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
决定提名杨建峰、常建伟、李明强为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人选。
时间回到2009年12月23日,李秋喜正式就任汾酒董事长。此后,在李秋喜带领下,汾酒对营销、管理等各个方面均实施了调整改造,进入一条前所未有的赛道:从“追赶、超越、领先”三步赶超战略,到“中国酒魂”信仰管理体系和“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系统论述,汾酒开始重新“强起来”。
借助文化汾酒、改革汾酒的东风,李秋喜带领汾酒不仅创造了“汾酒速度”“汾酒加速度”,更实现了“一个体系的完全蜕变、一个组织的全面复兴”。
这个“新程”与11年之前有所不同,也有所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如今的汾酒已经处于高质量和高速度并举的增长赛道之上;相同的则是汾酒站在今时今日,进入的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赛道。
这是一条全行业共同追求的“更高质量增长”赛道:在经历粗放增长之后,行业强分化格局之下,面临千亿级企业茅台、五粮液,以及洋河、泸州老窖、郎酒等竞争对手,汾酒继续保持“汾酒速度”,将是稳中求进的关键。
在调研期间,王一新就曾提及,汾酒集团要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客观、冷静、理性看待成绩,看清自身在酒类版图中的地位和处境,对标行业一流,全面提升品牌感召力、影响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这也是一条汾酒与自己比赛的“赛道”:在改革汾酒、文化汾酒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之后,汾酒该如何向深化改革和文化建设,获取新动能,实现完全复兴,备受关注。
在新赛道上,汾酒已经跑出“新花样”。在“行走的汾酒2020”启动仪式期间,李秋喜便首次全面阐述了汾酒即将大力推行的“活态文化”战略。“这是汾酒文化理论化的一个里程碑,是汾酒制定‘十四五’发展战略和文化战略的纲领,为汾酒发展指明了新的战略方向。”
在李秋喜看来,“中国酒魂信仰管理体系”为汾酒打开了过去10年高速度的增长传奇,“中国酒魂、活态为魂”的全新战略定位,将为汾酒打开未来10年的高质量增长空间,汾酒“活态文化”将成为汾酒人中国酒魂复兴时代的精神指引和内在动力。
在此背景下,汾酒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在加速落地,推动竹叶青大健康产业项目便是其中之一。
面对数以万亿的大健康产业机遇,聚焦竹叶青大健康产业项目,是汾酒谋求跨越的重要实践,也是对“山西转型发展再立新功”的探索——在大数据、新材料、现代生物医药和大健康、节能环保等新赛道,山西正同样期待“竹叶青样本”的诞生。
对于未来的新程,李秋喜或许已经思考许久。李秋喜表示,汾酒集团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强党建引领强发展,同时要把创新放在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聚焦“六新”突破,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智慧汾酒建设,打造具有引领地位的新业态,为蹚出山西转型发展新路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白酒文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人眼中,白酒不仅是一种食物,更兼具特别的精神文化价值。当前,随着人们精神需求和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日益提高,不少酒企更加重视产品的精益求精,通过高标准打造高品质,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为清香型白酒的代表,山西汾酒一直秉承“质量就是生命”的理念,始终坚守初心,用品质说话,做中国“最干净、最纯正、最健康、最文化”的白酒。
因“清蒸二次清,地缸固态分离发酵”的工艺特点,汾酒被誉为“最干净、最卫生的中国白酒”。
“清蒸二次清,地缸固态分离发酵”,是清香类型酒特有的一种酿酒技术。所谓“清蒸”,就是每投入一批酒醅的原料,高粱和辅料都要单独清蒸一次,使原料中的淀粉糊化,便于大曲微生物和酶的糖化发酵,产酒成香。同时,挥发掉原料中的邪杂异味。
“二次清”,是清蒸糊化的高粱经过两次发酵、两次蒸馏出酒(第一次蒸馏后的酒醅不再配入新料,只加曲进行第二次发酵),即作为酒糟处理,彻底清理后,重新投入一批新料,进行清蒸酿酒。
而采用地缸发酵模式,可以有效杜绝土壤中杂质和杂菌对酒醅的影响,更清洁、卫生,还能更纯粹地体现粮食的发酵风味。此外,地缸发酵还能够在酒醅发酵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导温作用:发酵前期能保持酒醅的温度上升,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生长和代谢;发酵后期,利于醅温降低并保持适当的温度,有助于后期香味成分的生成。在不同的季节,也起到了限制酒醅升温过快、升酸过量,使其达到微妙的平衡。
不难看出,从酿造初期对地缸的清洗杀菌,到发酵过程中隔绝杂菌,再到蒸馏出酒时的“二次清”工艺,一切操作都突出了一个“清”字——“清字当头,一清到底”。
酿造高品质白酒,仅靠好工艺是不够的。汾酒的品质,还源于其自我要求的严格标准。
2015年,汾酒宣布执行“严于国际标准”的内控标准,企业标准在全行业率先公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率先公布与国际接轨,率先公开承诺执行国际标准。
工人每超产1公斤合格汾酒,只给奖金1分钱;每生产1公斤优质汾酒,就给奖金1角钱;每生产1公斤特质汾酒,则给奖金3角钱;汾酒在质量上能获1枚金牌,全厂每人得奖100元;如果失去1枚质量金牌,全厂每人下调一级工资且三年不变……
70年代,汾酒就已在行业里率先执行的“质量管理规定”,要的就是培植全厂“人人关心汾酒质量、人人维护汾酒信誉”的风气。
80年代中期,汾酒科研事业带头人之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赵迎路,建立了“三温定一温”的汾酒发酵数学模型,成为汾酒厂应用数学方法研究汾酒工艺第一人,并牵头引进和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汾酒因此获得了白酒业第一个“国家质量管理奖”,成为全行业学习的经典范本。
而今,伴随着中国白酒国际化脚步的临近,“国际标准”再次成为白酒的一道门槛。相较于欧美国家酒类产业成熟的标准化战略,中国白酒的标准化建设起步较晚,底子较差。由于没有一部反映中国白酒一致性的、易识别的国际标准以区别世界其他著名蒸馏酒,因此对保护和推广中国传统工艺白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看来,世界任何酒类的国际化,首先是其标准的国际化。
从2011年开始,汾酒主动与国家一流的科研院校江南大学、中国食品发酵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开展技术协作,对生产全过程各种可能出现的引起白酒品质安全的外源性和内源性隐患进行分析排查,深入研究汾酒在酿造和蒸馏工艺中一些物质的合成机制,发酵主导微生物生理特性,并进行迁移转化规律试验等,都是在为白酒的“国际标准”做准备。
经过多年的研究总结试验,汾酒在2015年率先提出与国际蒸馏酒食品安全标准接轨的汾酒食品安全内控标准,并且检测和控制项目多于国际标准。
“汾酒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建立执行与国际接轨并高于国际标准的汾酒食品安全内控标准,并向社会公示标准,接受广大消费者的监督,这不仅体现社会责任,也是对自己产品质量自信的最好体现。”李秋喜说。
“从田间到餐桌”,汾酒精选优质原料,打造全程绿色生产链。“测天下吉壤为我所种,汇天下好粮为我所用。”一瓶产自山西杏花村的汾酒,它的原料可能来自全国各地。有人说,汾酒的清香是“种”出来的。
从2009年在行业内率先将粮食基地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划起,10多年来,汾酒以“从田间到餐桌”为思路,从有机原料基地、白酒生产、销售、零售酒庄四个价值环节构建“全产业链企业”,未来还要继续走下去——下一个目标,是即将建成的80万亩原粮基地。
文章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对于汾酒未来的发展,李秋喜曾规划“四个一流基地”,其中之一就是建设“国内一流的原粮种植基地”,并计划在2020年达到50万亩规模,年产量达到25万吨,并将原粮基地打造成山西省产业扶贫的重要项目。
片片基地蕴匠心,汾酒将怀揣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向往,秉持着对绿色理念的执着与追求,坚守着对消费者的初心与诺言,为世界献上最优质的佳酿。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