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看法院”采风作品：女法官的“如我在诉”

徐锦庚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作品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奖、中宣部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作家在采风中。毛熙之 摄

天平下的暗流

钟甲（化名）的案子，乍看简单，实则暗礁密布。

他是安徽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他涉嫌以借款为名，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触犯国家法律。这本是一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然而，深挖之下，另一条线索浮出水面，牵出另一桩犯罪。

原来，钟甲曾将A公司厂房出租给B公司。双方签有合同，约定2019年6月1日前，B公司将租金支付给第三方钟乙（化名）。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5月21日至23日，B公司总经理李某，多次向钟乙账户转账，共计312万元。钟乙随即取现，交给钟甲。钟甲出具了亲笔签名的收条。但这笔巨款，并未进入A公司账户。

公安机关认为，钟甲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涉嫌职务侵占。

一审法院审理后，两罪并罚。认定钟甲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9万元。其中，单就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并追缴违法所得312万元，发还A公司。

法槌落下，钟甲不服，提起上诉，理由直指证据要害：认定其构成职务侵占罪，仅有证人钟乙的证言，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确实收到那312万元现金。证据链未形成闭环，合理怀疑无法排除。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这份上诉状，被送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审判长是汪蕾。

女法官的法槌之重

见到汪蕾，第一印象是“静”。

她身形玲珑，五官清秀，行动利落，温婉中透出端凝。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眼睛。月牙眉下，目光如秋日深潭，清澈见底，又深不可测。平静时，似有暖意流淌，能安抚人心；凝神时，锐利之光隐现，能穿透迷雾。

她一开口，这种“静”，便化为语言的精准、思维的缜密，从容不迫间，逻辑清晰分明。听她分析案情，如同阅读其裁判文书：结构严谨，脉络清晰，每一句都有分量。

这位看似温婉的女子，肩上担子却不轻：合肥中院刑一庭负责审理重大刑事案件，关乎生死，关乎自由，关乎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坚实。

汪蕾的履历，既丰富又扎实。200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县人民检察院，成为一名国家公诉人。三尺公诉席，锤炼她证据审查的鹰眼，磨砺她法庭辩论的锋芒。四年后，她通过遴选，踏入合肥中院刑事审判庭，完成从“诉”到“判”的角色转换。扎根一线办案18年，参与办理刑事案件3300余件，涉及扫黑除恶、危害国家安全、职务犯罪等诸多领域。

检察官的经历，让她更理解指控的逻辑；法官的职责，则要求她必须居中裁判，尤其警惕那根“存疑”的细弦。她说：“刑事审判，手握生杀予夺。一念之差，可能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灭顶之灾。我们必须如履薄冰，必须‘如我在诉’。”

“如我在诉”——这是她的信条，意为法官审理案件时，要打破机械办案的思维，将自己代入当事人的处境，感受他们的焦虑、期盼和无助，体察诉讼背后的民生疾苦和社会矛盾。唯有如此，才能对权力保持敬畏，对真相保持渴望，不放过任何一丝疑点。

钟甲的上诉案，正是检验这份信条的试金石。

作家在采风中。毛熙之 摄

“完美”卷宗的细微裂痕

汪蕾摊开厚厚的卷宗。

初看，一审证据似乎无懈可击。租赁合同，白纸黑字。银行转账记录，铁证如山。取现凭证，清清楚楚。钟甲亲笔签名的收条，赫然在目。证人钟乙的证言，言之凿凿。一切证据，都严丝合缝地指向一个结论：钟甲收到了钱，并占为己有。

然而，当汪蕾沉浸进去，逐字逐句推敲，眉头渐渐皱起。

卷宗里，钟甲的辩解执拗而清晰：从未收到那312万元。另一边，钟乙的证言，在汪蕾的职业目光审视下，开始显现出细微的却不容忽视的裂痕。

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钟乙出庭陈述：2019年5月21日至23日，他分三次取现，均送给钟甲。最后一次取现152万元，分成两袋，“一个胳膊夹着一袋”，送到钟甲办公室。

汪蕾掩卷，凝视窗外，心里计算起来。

152万元现金，全是百元钞，重约17.5公斤。摞起来，厚度近1.5米。其体积与重量，相当于一个塞满书籍的行李箱。这样的物件，“一个胳膊夹着一袋”，步行送入办公室？这画面，违背常理，透着难以言说的别扭。

是钟乙记忆模糊了吗？案发毕竟已有数年。但身为法官，直觉的警报已经拉响。疑点，哪怕再细微，也不能轻易放过。这不合常理的描述，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荡开第一圈涟漪。

汪蕾没有武断。她深知，记忆会有偏差，孤证不足为凭。她需要更坚实的调查，来验证或消除这份疑虑。

她的视线，投向两个关键维度：时空的交汇点；资金的流转线。

她首先关注的，是相关人员的通话记录。按常理，携带百万现金上门，事前必有联系。但记录显示，在钟乙自称送钱的当月内，他与钟甲之间竟无任何通话记录。这蹊跷的空白，让第一个疑点陡然加重。

紧接着，汪蕾追踪312万元的流水。这一追，仿佛掀开魔术的幕布，看到眼花缭乱的“机关”：

在李某、钟乙及秦某、郭某等多个账户间，这笔资金急速流转，形成奇特的“循环”。例如，有一笔30万元，上午9点从秦某账户转出，经过数次转账、取现操作，当天下午4点，竟又神奇地回到秦某账户。类似这样的“资金回旋”，在案涉期间多次上演。

钱，像被施了魔法，兜兜转转，画了一个圈，看似流走了，却又回到原点。不过，这一圈流转留下的银行痕迹，倒是构成“租金已支付”的表面证据。

“这不正常。”汪蕾心中断定，“这种循环流动，可能是有意制造资金已支付的假象。”

汪蕾的目光，再次落回那份关键物证——钟甲亲笔签名的收条上。新的疑问涌上心头：既然钟甲坚称未收到钱，为何要出具收条？

她循着这条线索深入调查，一个更为蹊跷的事实浮出水面：这张收条，竟是在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钟甲应李某要求，“提前”写下的。

“提前写收条？”汪蕾眉头微蹙。这违背商业惯例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什么？

调查中，钟甲道出原委。他的厂房位置偏僻，出租困难，又逢疫情，雪上加霜。李某主动找上门，承诺帮忙转租，且租赁用途不用钟甲操心，到时准时付租金。困顿中的钟甲，如遇救星。签订合同时，李某以“图省事”为由，让钟甲把收条一并写了。钟甲未及深想，便照做了。

听到这里，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掠过汪蕾脑海：“莫非，这不是简单的纠纷，而是一个精心设置的局？”

疑云，越来越浓。

法庭上的“五听”之术

为拨开迷雾，汪蕾决定通知关键人员出庭。

李某始终避而不见，只有钟乙出庭。庭审，成为真相攻防的战场。

汪蕾端坐审判席，气定神闲。她没有疾言厉色，而是运用起“五听”之法——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即观察当事人言辞是否合理，面色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稳，聆听是否专注，眼神是否坦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的智慧。

她对钟乙的询问，看似平和，实则步步紧逼。

“你说分三次送现金给钟甲。每次送钱前，你是否电话联系他，确认他在办公室？”汪蕾突然发问。

钟乙猝不及防，愣了一下，神色略显不自然：“我们……提前说好了的，直接过去就行。”

“提前说好？通过电话？还是当面？”汪蕾追问。

“时间久了，记不清怎么说的了，反正是说好了。”钟乙搪塞。

汪蕾转而问起细节：“你进厂区时，停车场有道闸吗？是自动抬杆，还是需要登记？”

钟乙犹豫：“好像……有道闸吧？记不清了。”

“钟甲的办公室在几楼？具体在走廊的东边还是西边？”

“在……二楼？不对，好像是三楼，记不清是第几间了。”钟乙开始支吾，前后矛盾。

如果多次携带巨款前往，这些细节，钟乙本应印象深刻。他的“记不清”，在汪蕾看来，更像是无法圆说的托词。

随着询问深入，另一条线索被引出。公安机关补充证据显示，钟乙本是钟甲指定的收款人，但在完成所谓“取现送钱”后不久，竟入职李某的B公司。

“你与上诉人钟甲是什么关系？”汪蕾问。

“我们是堂兄弟关系。”钟乙答。

“在A公司与B公司签订这份租赁合同之前，你认识B公司的李某吗？”

钟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不认识，之前从不认识，因为这个事才认识的。”

这个干脆的回答，与二人后续迅速形成的“雇佣关系”，以及资金流水中的默契配合，形成微妙的反差。汪蕾心中判断，钟乙与李某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利益关联。

谎言如同蛛网，破了一处，就需要更多丝线去修补。在汪蕾犀利询问下，钟乙左支右绌，漏洞百出。

几番较量，钟乙逐渐陷入被动。他终于按捺不住，情绪激动起来，当庭提高嗓门：“我是来作证的！你凭什么老是怀疑我？你这是冤枉好人！”

法庭气氛一时凝滞。

汪蕾平静地看着他。那目光依然清澈，却带着洞悉一切的穿透力。她心中如明镜一般：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这种指向法官个人的指责，并非源于理直气壮，而是虚张声势、色厉内荏，是防线松动前的最后反扑。

她未动声色，只是将庭审程序稳步推进。但风暴的种子，已然埋下。

作家在采风中。毛熙之 摄

压力如山与心静如水

庭审甫一结束，干扰便接踵而至。

钟甲的儿子、李某持续多渠道信访，言辞激烈地指控汪蕾。一方称她“徇私枉法”“滥用权力”“冤枉好人”；另一方则称她“偏袒钟甲”。这些投诉材料，像雪片般飞向各级部门。

很快，询问、关注乃至无形的压力，一股脑儿向汪蕾汇聚。

夜深人静，汪蕾心潮起伏。

她深知此案分量。如果认定钟甲职务侵占罪不成立，一审判决的部分内容将被推翻。在刑事司法领域，改判无罪或部分无罪，对承办法官而言，不仅考验其专业能力，更考验勇气和担当。

“疑罪从无”，这四个字，法律人都懂。但要在争议巨大的案件中落实，需要顶住重重压力，需要对抗内心的犹豫，需要对法律原则有钢铁般的信仰。

汪蕾没有退缩。她将信访材料放一边，重新回到案件本身，一遍遍过滤每一个细节，梳理每一份证据，模拟每一种可能。台灯下，她伏案的身影，与堆积如山的卷宗融为一体。

她反复考问自己：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一审判决，都指向构成职务侵占罪，如果我作出不同的判断，依据是否足够坚实？能否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答案，必须在证据中寻找。

她再次审视那个核心矛盾：一方面，有合同、有转账、有取现记录、有收条、有证人证言，构成一个表面完整的证据链。另一方面，有违背常理的送钱方式、有诡异空白的通话记录、有令人费解的资金循环、有提前书写的收条、有证人漏洞百出的当庭陈述，还有证人与李某事后建立的密切联系。

这些矛盾和疑点，无法被合理解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团巨大的、无法驱散的疑云。根据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认定犯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此案，显然未能跨越这座高山。

她的内心愈发澄明，宛如一泓宁静的池水。

槌起槌落：正义的刻度

合议庭评议时，气氛庄重。

汪蕾条分缕析，逐一解剖疑点：从物理上的不可能，到逻辑上的不合理；从证据间的矛盾，到证人陈述的虚假可能。最后，她总结道：

“刑事案件，关乎人的自由、名誉与人生。当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时，我们必须坚守‘疑罪从无’的底线。这不是对犯罪的放纵，而是对法律尊严的捍卫，是对人权最基本的保障。在本案中，指控钟甲职务侵占罪的证据，远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定标准。我们应当依法予以改判。”

汪蕾的分析，理性而坚定。合议庭经过慎重评议，最终采纳她的意见。

法槌，再次落下。

合肥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职务侵占罪的部分；认定钟甲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9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依法处理。

二审宣判那天，钟甲听到判决，愣了片刻，笑容浮上脸庞。“我……我真的没想到。”他激动得语无伦次，“我不只是没想到能改判，我更没想到，法官会把我的上诉理由，一条一条写得那么清楚，回应得那么明白。有些理由，我自己都讲得颠三倒四，可判决书上，说的比我自己想的还清晰。我……我从心底里感谢法官！感谢法律！”

他的话语朴素，却折射出司法公正的温情：不是高高在上的宣判，而是细致入微的倾听；不是冰冷条文的应用，而是对人命运的真切关怀。

汪蕾坐在审判席上，面色平静，内心释然。这份平静，来源于对证据的穷尽审查，来源于对法律的忠诚恪守，更来源于那份“如我在诉”的初心——她始终记得，法槌之下，是鲜活的人生。

案件尘埃落定。信访的喧嚣，终被事实和法理抚平。汪蕾的生活，回归阅卷、开庭、撰写文书的日常。办公室里清茶一杯，灯下又见新的卷宗如山。那个案件，已成为她法官生涯中一个深邃的注脚。

这个注脚，诠释着“如我在诉”的内涵：它不是无原则的同情，而是设身处地的理解；它不是脱离证据的臆断，而是在严格证据规则下，对当事人诉求的关注和回应。它要求法官既有法律的智慧，又有人性的温度；既要敢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

汪蕾用她的专业、勇气和情怀，在法槌起落间，不仅裁断一桩桩案件，更守护“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照亮当事人对公正的期待，也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法官的担当和风采。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十二个字，是所有法律人的信条。然而，知易行难。从纸面原则到个案实践，其间跨越的，是纷繁复杂的证据迷宫，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纠葛。能否真正做到，考验的远不止于法律知识，更是法官的职业良知、为民初心和如履薄冰的审慎。一丝粗心，一刻懈怠，都可能让正义的天平发生偏移，使当事人的人生轨迹骤转。

汪蕾的身影，是法庭上一道靓丽风景。在这风景的背后，是法治中国建设道路上，无数司法工作者默默耕耘、执着守护的缩影。正是这些微光的汇聚，才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角落，温暖着每一颗期盼的心。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法官。他（她）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她）们在每一个寻常案件中，秉持匠心，坚守底线，于细微处辨是非，在疑难中求真理。他（她）们的一次次严谨裁判，一份份说理透彻的文书，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公民法治信仰的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