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文化彰显中国城镇化特色

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特征。从世界范围的城镇化来看，人口流动呈现出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迁移特征。而在中国，人口流动的最重要特征是往返流动。这其中，家庭和文化对流动人口群体深层次的影响值得学界深入探讨。在北京大学近日举行的第四期文科创新讲坛上，与会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讨论家庭、集体和国家在城乡关系变动中的作用，探索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家”文化深刻影响流动人口群体

与很多国家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城镇化相比，中国城镇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分阶段、分步骤展开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认为，过去十年，各地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在控制房价、户籍开放、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城乡接轨等方面进行努力，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落户，但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人口“落地”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效果有限，城乡一体化或者说“城乡统筹”缺口依然很大。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约3.7亿，人口城镇化的实际与设想之间的距离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看不到家庭和文化的作用，就很难看到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农民工看成如企业、资本那样的利益行动主体，而应该从“人”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并非个人的，而是家庭的，这使得中国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与世界上常规的城镇化进程有很大不同。

“家”在中国文化里、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非常特别，它能够赋予一个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动力，赋予一个社会基本的稳定。“家”不是孤立的，它和国家紧密连接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有“根”的文化，这就是“家”文化。家庭在城镇化过程中，以家庭生命周期来实现人口在城乡之间的重新分布、重新分工，形成不同的配置和不同的分布。这种“家”制度与“家”文化让中国的城镇化之路与其他国家不同，需要进一步探讨支撑“家”文化的制度架构，阐释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村庄制度是如何与中国的城市制度相配合的。

何为“家乡”？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看来，宅基地和耕地构成了“家乡”非常重要的支柱。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却没有在绝对意义上造成家庭离散、社会失序。反而，“家”就像游击队一样，不断地在组合。这种不断的“流动”，拓展了“家乡”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家”的时间流动性增强了，组合方式改变了，但仍然保持了“乡”的含义。

文明价值体系是城镇化讨论核心

中国的乡村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每个村庄都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与地域为核心的集体意识与集体精神。城乡之间的地带、人群、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具有特殊意义，超越城乡对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性”，实现“乡土伦理”在城市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乡村振兴的深远意义之所在。

周飞舟认为，流动人口在层级分流中沉淀和回流，乡土伦理在城市中展开、创新，这不仅需要文化自觉，更要使农民在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成为真正的受益方。

经过近百年的转型与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结构变革，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刘守英谈到，在城乡转型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乡村一些基本制度的重要性。乡村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可能是支撑整个城乡转型的更大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人、地、村、业组成的支撑整个现代化的系统。中国长期的乡土文化形成了农民对“土”的基因性依恋，包括以“家”为保卫单位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及围绕“家”形成的城乡之间的转换。城乡融合使得城市和乡村两种文明共有、共生、共存。城乡融合形态之下，乡村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人的多元化使乡村的人开始重构，由此产生的观念变化会带动乡村各种要素的重构。

渠敬东表示，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势下，我们需要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当今无论是城乡建设的困境或是社区营造的难题，都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问题，而是关涉文化主体性之存续的文明本体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章永乐提出，从中国约3.7亿流动人口这一现象入手，以丰富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勾勒出农民工家庭的“生命周期”，进而在中国文明视野下深入探讨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家国关系，并拓展到“家”与“乡”的观念及其制度载体的古今演变，以基础理论创新推动对国家战略与公共政策的思考，是具有示范性意义的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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