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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镜头中记录坚强的中国

2020-03-03 11:30:00  来源:传媒茶话会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蔓延,像张起了一张蛛网,将错愕不及的人们封锁在黑夜中,焦心、恐惧、害怕、担忧……

但黑夜里,仍有人在努力点亮星光,用一条条新闻报道,扫去尘埃,传递希望。

此次,《传媒茶话会》联系到了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记者张赫,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徐旭,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记者任江波、潘俊文,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新闻中心负责人王震华。

于无声中,我看到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坚强

2月22日,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记者张赫来到武昌方舱医院做直播,那里是一些轻症患者。

“毫不夸张地说,眼泪真的瞬间就在眼眶里打转儿。”

在方舱医院,张赫给患者送上了当天出版的《健康时报》

患者区内,一名39岁的区长告诉张赫,她出院第一件事就是去献血,想帮助更多还没痊愈的人。

另一名50岁正在看书的大叔,是从县城来到武汉帮女儿带孩子的过程中感染的。张赫问他,这次疫情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时,大叔毫不犹豫地说:“我感受到我们的祖国太强大了。”说完他眼泪就掉了下来。

在张赫直播雷神山医院第一批患者出院时,一名坐在轮椅上83岁的老奶奶最先出来。

出来时,老奶奶问院长:“我要交多少钱啊?”

院长俯身告诉她:“不需要花钱,国家给你们交过了。”

张赫说,那一瞬,在老人的惊讶里,她看到了一个国家给群众的底气。

中部战区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告诉张赫在ICU,患者一天需要打8针免疫球蛋白,每针700多元。光一种药,一个患者每天都要花费近6000元,重症患者每天的费用则在2万元以上。如果上了ECMO(人工肺),第一天的费用就是10万元。但这一切,都是国家在买单。”

在专家驻地,张赫正在专访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罗凤鸣

2月24日早上,张赫又来到武汉协和江北医院。

当张赫见到殉职的90后医生夏思思的妈妈,看着女儿生前办公桌上摆满鲜花,悲痛地趴在地上哭时,她也跟着流泪。

在前线采访的这段短时间里,张赫似乎把几年来没流过的眼泪都流完了。

当看到殉职医生家属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看到医疗垃圾处理转运的工人说,不管多难多险,都必须有人干的时候;看到援鄂专家走出红区满身湿透的时候;看到患者举着拳头说祖国很强大的时候……太多这样的场景,都让张赫忍不住落泪。

“我们在苦难之中挣扎,但也从未放弃期待光明。”截至2月28日,张赫来到武汉已经14天了。

这14天里,张赫没有休息过一天,却没有一天觉得累,“因为在这记录历史和时代的过程中,每一分钟我都不舍得缺席。作为记者,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让全国人都看到真实的武汉:充满感动和温暖。世界需要我们做桥梁,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到处都是坚毅和英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张赫到武汉后时常想起的一句话。

为什么任重而道远?在一个个采访和一个个敲出的文字里,张赫说,她越来越明白,弘毅之士,以仁为己任,是博爱、担当、责任、格局和胸怀。在新闻现场,不是完全靠技巧,不是完全靠经验,更多的,是真情的输出,是正确价值观的传递,是要做正能量舆论的支柱。

在武汉的14天,在每一次惊心动魄的感动里,她都更坚定了初心,并要带着它,在这条漫长的记者之路上,坚持到底。

武汉,好起来,我再也不想为你流泪了

不舍得缺席的,还有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徐旭。

从1月28日逆行到武汉,在这里的每一天,徐旭的双眼也都会被泪水打湿。

正在采访中的徐旭(中)


在采访感染新冠肺炎痊愈、重返岗位的中南医院护士郭琴时,徐旭问她,当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时,徐旭以为,郭琴可能会说睡觉。毕竟,郭琴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长时间下来是极度疲惫的。

但郭琴给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我最想见到我儿子。电话另一端,徐旭既错愕又深受触动,电话两端的两个女人说到这里,都抽泣起来。

郭琴说,没发生疫情前,虽然工作忙,但回到家也能见到孩子。而疫情防控期间,住在外面,她完全见不到孩子。采访当天,是她愈后返岗的第三天,这一天她特别想儿子,想回家去看看,但被同事拦住了。

郭琴告诉徐旭说,很多同事和她一样,都是妈妈,想孩子想得不行,但没办法,不能把感染的危险带给孩子,大家只能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阻拦。

徐旭(右)正在采访张继先

同样让徐旭感动落泪的,还有湖北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此前,张继先的一句“我把这辈子眼泪都流干了”,让亿万网友记住了她,并称赞她为英雄。

徐旭回忆道“当时,我在新华医院采访张继先时,身材瘦小的她自曝是个‘暴脾气’。她平时对科里的医护要求很严格,不按规定来的,她还会骂。‘平时不爱哭’的她,看到医护人员在一线奋勇拼命会哭,看到病人生死离别也会哭......”

张继先说,看着医护人员和病人,每天的感动太多,感触也太多,眼泪是控制不住的。

2月14日,中国妇女报官方微信号以疫情中出生的宝宝为主题做了一期报道,名为《新生·希望》。徐旭转发了这期报道,并在朋友圈写道:武汉,快快好起来,我再也不想为你流泪了。

红星新闻记者:忙碌、辗转在采访之路上

除了感动,对于记者来说,采访的路上还有艰辛。

1月20日得知武汉疫情变得严重的消息,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记者任江波主动报名去了武汉。

在武汉,任江波的同事王震华已经在等着他。

任江波(左)和王震华(右)

去年年底才来到红星新闻的王震华,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新闻中心的负责人。

对于这位新同事,任江波很期待,“他在武汉大学念的大学,也在湖北当了多年记者,虽比我们大一些,但很有经验和新闻热情,同事们都叫他华叔”。

任江波说:“去之前,我打电话给在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当眼科医生的表姐,她说医院有眼科医生感染了,疫情情况很不好。妈妈、老婆反对我去但也劝不住,出发前妈妈提醒我,这两天可以不打电话,但要给她发个微信,不管发什么都行。我在成都买了五六包医用口罩和五六个PM2.5的口罩,背上一个双肩包和小挎包就出了门。”

据了解,2019年12月,华南海鲜市场传出疫情后,王震华就一直紧紧关注着疫情的消息,之前就出过报道。

22日,任江波和王震华商量分开行动,分别探访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四大医院,以及华南海鲜市场和汉口火车站。

任江波连着几天去了医院的发热门诊,看到排队等候打针的人群长到望不见尽头,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严重。

“最直观的感受是深夜探访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夜里12点病人还在排队,等着看病打针,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任江波说道。

1月24日,任江波拿着自己的手机第一时间做了新闻直播,地点是正在建设中的火神山医院。

“这一天,我在医院采访时遇到一件心有余悸的事。为了避免使用客梯,我准备乘坐写有‘患者通道’的货梯,电梯开门后,看到一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拎着一袋医用垃圾迎面而来,我当时只是戴着口罩,觉得自己暴露在病毒里了。”任江波心里很是后怕。

24日除夕夜,在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休息室里,任江波、王震华和医护人员就着盒饭,简单地用酸奶碰杯,算是吃了年夜饭。饭后,大家又开始各忙各的。

2月15日武汉下雪,潘俊文在街头采访

除了在武汉奔忙,任江波的另一位同事潘俊文也在黄冈辗转采访着。

“我的第一站是黄冈红安县。之前,‘父亲被隔离,17岁脑瘫儿去世’的事情引发关注,我想去寻找脑瘫儿死亡背后的基层疫情防控困境。”潘俊文说。

但潘俊文到达红安县并不顺利。

“从长沙到红安县,车只能开到高速路口,那里距离红安县城还有30多公里。我只能拉着箱子一路走,一路招手搭车。但没有什么车,也没有司机愿意停下来。最后,还是在一个店铺里联系到一名司机,我才顺利到达县城边的关卡,徒步4公里才进城。”

到了红安县却进不了乡镇。潘俊文试图正面突破官方,找疫情防控指挥部、找县委宣传部,但是得到的答案很坚决:一切关于疫情的事情都不接受采访,要报道可以直接转载政府官网信息。

采访陷入僵局,潘俊文不得不撤出红安。县委宣传部得知消息后,立刻联系了一个同行的车,送潘俊文。

从红安到浠水,又到鄂州,潘俊文去了鄂州进行基层疫情防控的探访。

潘俊文说:“当时鄂州还没有限制居民出行,路上可以骑电动车。我连续两天骑着共享电动车到乡镇,电动车电量只能坚持15公里,每次返回的半路就没电了,我不得不走进城区,扫码换另外一辆回酒店。”

因为鄂州情况还好,潘俊文在采访之后,试图去情况比较严峻的黄冈市。鄂州和黄冈隔着一座鄂黄长江大桥。第一天,潘俊文到大桥卡点,交警说需要通行证才能通过。没办法他只能找防控指挥部。情况也一样,防控指挥部听说是记者,听说要离开,他们很快就协调交通了。

潘俊文背着包,拉着箱子,穿过长江大桥向黄冈进发,最后徒步5公里,到达市中心。

到了黄冈市中心后,潘俊文相继去了超市、社区、各个药店,还去了黄冈惠民医院、黄州区人民医院、黄冈市中医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等地。

采访虽一路艰辛,但潘俊文一直没有放弃,“这几天,各个卡点的盘查和交通限制了很多采访,每天被测七八次体温,走四五公里是常态。但是我觉得还好,作为记者,我必须让大家知道武汉之外还有很多值得被关注的故事和困境”。(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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