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 传媒茶话会 >

在武汉,记录是记者唯一的信仰

2020-02-22 10:34:11  来源:传媒茶话会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己亥末,庚子初,荆楚大疫……”

或许,疫情结束多年以后,这四位记者还记得在武汉采访的人,发出的报道,以及当初对回家的渴望。

出发:先过家人这一关

温如军和董长喜,两人是80后,都分别是一个孩子的爸爸。

温如军是《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慈善家》两本杂志的记者,有近10年的记者经历,之前跳槽到其他行业,但是2019年还是重操旧业,回归媒体,“因为还是喜欢新闻行业”。

董长喜是《生命时报》的记者,虽然学医出身,但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干新闻,10多年了。

和同事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生命时报》董长喜供图)

在接到单位派自己去武汉的通知,温如军并没有犹豫。董长喜之前就主动提出要去武汉一线采访,单位决定派记者前去并通知他时,他也没有犹豫。

但是,他们的家人并不同意。

“家人不同意,尤其是妻子,我儿子才4岁多,不想有危险,她一晚上都没怎么睡。”温如军说,但是,这是本职工作,能在疫情最严重的地方见证这样的新闻事件也会是难忘的经历。他极力做家人的思想工作。

第二天一早,妻子就给医院工作的亲戚打电话,准备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物资。因为那时,这些东西外面已经完全买不到。

妻子告诉温如军:“既然要去,在安全的前提下,希望能多出几篇有价值的稿件。”

接下任务后,董长喜第一时间和爱人视频说了这个事情。妻子立刻表示反对,并且哭着阻拦他,说孩子还小,要为孩子考虑。

他告诉妻子:“前线的信息和资料是最有价值的,也最需要人去报道,接下这个任务,能够发挥作为一个新闻人最大的价值。”并安慰妻子说,自己是学医的,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

劝了一会儿,妻子就同意了。

和温如军、董长喜主动告知家人去武汉前线不同,25岁的90后小伙子谢凯,是封面新闻派往武汉的14名记者之一,其中多位都是95后。他“先斩后奏”,去之前没有告诉家人,只跟家人说最近忙,要在单位加班。

谢凯说,“等我落地武汉之后开始给父母说有可能会去武汉,提前给他们做了一些铺垫。后来没想到他们看到了我的报道,才知道我已经到武汉了。他们知道以后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但是能够在言语之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担心”。

每天不论多晚回到酒店,谢凯都会和家人视频,给他们报平安。

全副“武装”,出发去采访(中新社记者邹浩供图)

城市:安静而又紧张

别人都是离家从外地来武汉援助或报道疫情,但对中新社湖北分社记者、新“移民”邹浩来说,武汉就是家,除了守土,无处可逃。

32岁的邹浩,来武汉10年了,已经在武汉买房安家,这也是他在中新社湖北分社工作的第11个年头。

谈及疫情之下的武汉,邹浩非常难过:“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有我太多美好的记忆,现在它‘生病’了。”

邹浩说,“曾经的武汉,不说繁华,但也热闹。也许有些聒噪,但是充满热情。大学毕业后,我便来到了武汉,在这座城市工作,恋爱,结婚。如今的武汉,冷清得让我觉得陌生。特别怀念拥堵的光谷转盘,挤不上去的地铁2号线,排队2小时的网红奶茶店”。


武汉飘雪,执勤中的交警(封面新闻记者谢凯供图)

作为在武汉生活了两年的人,我也很喜欢这的东湖水、珞珈山、樱花雪、热干面……对邹浩口中描述的武汉遭遇,我感同身受。

除了安静、无人、空城,严密、紧张、恐惧,也是温如军、董长喜、谢凯三人抵汉后的共同印象。

“一下火车,心理感觉已经发烧了,还是挺紧张的。整个站台仅看到两名工作人员,只有我和同事两人下车。”工作人员问温如军,“确定出站吗?出了这道铁栅栏,就进不来了,也换乘不了,想清楚。”

到高铁站后,董长喜看到,高铁站广场空如一人。坐在大巴车行驶在路上,也没有行人,几乎见不到一辆汽车。董长喜感慨到,“繁华的武汉如此萧索。”

1月31日在路上拍到的两位老人,老太太照ct肺部有阴影,医院暂时没有床位,医生说不是太严重,让回家隔离观察(封面新闻记者谢凯供图 )

谢凯下飞机后直抵华南海鲜市场,这里一直被认为是病毒的源头。在现场,他看到,海鲜市场拉起了警戒线,有警察在24小时在此值守。

前线:悲情与温情同在

谢凯一直做社会热点、突发和调查新闻,也去过2019年宜宾地震灾区做过报道。当我问他,疫情报道相对地震报道,感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时?

他回答道,地震报道是有余震还是会觉得危险,但是空旷地带就安全,这次疫情很难说哪个地方是绝对安全。根本不知道在何种时间,何处地点和谁会接触到。所以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加上做新闻就必须到渠道最核心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常常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想一旦自己感染上该怎么办。

温如军负责一线医生、病患等疫情方面的报道。他说:“每次去医院采访完,嗓子就会非常难受,这时自己就会很紧张。我认识的一个记者在武汉采访时都写好了遗书。”

死亡证明上,王壮壮(化名)的直接死亡原因为“重症肺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如军采访时,受访者提供)

有一次在方仓医院采访时,温如军看到一名女士在街头手里攥着CT片,也没戴口罩,穿着睡衣,放声痛哭。“那天还下着雨,那种绝望不是当事人很难体会。”他说。

在协和医院,温如军还看到,一家三口为了省钱,在医院门诊的一个角落里打地铺,孩子和母亲吃着泡面,父亲在检查。

“像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鲜见,说实话,”温如军说,“有时遇到这样场景,连举起相机的勇气都没有,空气是凝固的,头皮是发麻的。”

大疫无情,夺走一个个幸福的家庭和宝贵的生命,疫情之下,也上演一幕幕感人故事与乐观、坚强场景。

在采访中,让邹浩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是病毒的亲密接触者,但是每当和他们聊天,他们身上强烈的责任感,让邹浩钦佩。

一次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采访时,一位刚刚穿好防护服的护士看到镜头,冲镜头招手比心,丝毫不惧即将进入的是隔离病房。

“会喊累,却不言弃;会说怕,却不退缩。”邹浩如此评价前线医护人员。


武汉大雪,在武汉市第七医院门口等待就诊的市民(封面新闻记者谢凯供图)

董长喜对医生和护士无怨无悔地付出颇受感动。在采访汉阳国博方舱医院的护士长吴兰时,她身为武汉人,一提到外地对武汉的援助,就开始落泪,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些无私的奉献。她也对武汉的明天充满了信心,“全国的人都和我们并肩作战,这仗怎么会输呢?”

武汉金银潭医院医生于洋含泪表示:“只要我们没有倒下,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救治确诊病人、收治疑似病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如军供图)

在酒店和同事连吃三天泡面的谢凯,胃开始有点难受,在大年三十那天,同事的朋友,一位武汉当地人,给他们炒了两个菜,煲了两碗鸡汤送过来。

“鸡汤喝进去的那一瞬间,觉得特别特别知足。”谢凯说。

记录:记者唯一的“信仰”

忙、累、缺觉,是记者在疫情一线共同的工作状态。

谢凯在武汉待了快一个月了,前半个月的状态都是非常忙碌的,白天一早出去采访到晚上才回来,然后还要写稿、剪辑,常常睡眠不足。后面,加上来支援的同事越来越多,相对来说工作状态就恢复正常了。

董长喜到武汉快一周了,报社派出包括他在内的两名记者,“这几天基本上都是1点左右睡,早上7点多起床。来这里不是享受的,本来就是要抢时间,发稿子,所以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到医院隔离病房采访(中新社记者邹浩供图)

邹浩用一句话总结道:“特别想睡上三天三夜”。

虽然忙,纵然累,“既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了,那就要把看到的、核实到的真实情况传递出去”。这是温如军的心声。

温如军在前线采访、撰写的多篇作品,密切关注疫情一线焦点问题,以患者、医者、决策者为视野,发表了多篇原创作品,篇篇10万+的传播效果,引起广泛关注。

从12月31日和同事去华南海鲜市场现场采访算起到现在,邹浩总计发布了204篇包括文字、视频形式的原创报道,日均发文4篇。其原创的《李兰娟谈“四抗二平衡”的武汉应用:病人不怕多只怕漏》《在方舱医院跳新疆舞的姑娘找到了》两则视频登上微博热搜,被广泛转发,前者被《人民日报》转载后,在微博上阅读量达到1.7亿人次。


在汉阳国博方舱医院采访(《生命时报》记者董长喜供图)

光鲜数字背后浸透着责任与坚守,当记者拿起笔,端着相机,记录就是他们唯一的“信仰”。

回家:疫情之后最大的愿望

不管是返京居家隔离的温如军,还是依旧在武汉的董长喜、邹浩、谢凯,他们之前或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

邹浩住的酒店,离家仅100米的直线距离,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他告诉我,疫情之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家人、朋友,告诉他们,我想死你们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派去武汉的逆行记者超过300 人,温如军、董长喜、邹浩、谢凯只是“逆行者”中的四个。

期盼还没回家的记者都能早日回家!(作者:李磊)

分享到: